是的，是不舒心。”罗贝尔答道，“为了达到相互理解，作了多大的努力啊！而他们非要造成最可恶的误解不成。是的，”他补充道，“也许是我心头的那个作家在怯懦地劝告那位政治家就此罢休算了。”

    “瞧您。”我说道，“若您开始严格地检查起您的思想动机，那就永远没个完。还是像斯克利亚西纳所说，脚踏实地吧。”

    “可惜！这是一个变化不定的实地！”罗贝尔说，“特别当我们只掌握片面的情况的时候。对，我相信欧洲左派有可能成功，可是这难道不是因为我坚信它必定成功的缘故吗？”

    罗贝尔提出这样的问题，真让我困惑不解。他愤然责备自己过分幼稚地相信了共产党人的诚意，可是这也不该气得他对自己怀疑到这个程度。自从我们共同生活以来，我第一次看到他试图采取一种偷懒的解决办法。

    “您是什么时候想到要放弃革命解放联合会的？”我问道。

    “噢！我并没有实实在在地想过。”罗贝尔回答道，“我只是这么问问自己而已。”

    “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样问自己的？”

    “两三天了。”罗贝尔说。

    “没有特殊的原因？”

    他淡然一笑：“没有特殊的原因。”

    我打量了他一下：“是不是只是因为您累了的缘故？您看上去是累了。”

    “我是有些累，真的。”他说。

    突然，这在我眼里显得一清二楚：他一副倦容。他两眼发红，脸上虚肿，皮肤没有一点光泽。“因为他已经不再年轻了！”我焦灼不安地想。噢！他还没有老，可他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无节制地工作了。可是，他硬是这么干，甚至还加倍地拼命工作。也许是为了向自己证明他还年轻吧。除了忙革命解放联合会、《警觉》杂志和他的书外，他还要接待来访、回复信函、处理电话，谁都有紧急的事情非要向他汇报，其中有鼓励、有批评、有建议，也有提出的问题。若不接待他们，若不发表他们的意见，那就无异于使他们经受饥饿与干渴，无异于逼他们去遭受贫困，去发疯，去死，去自杀。凡来客，罗贝尔一概接待，这占去了他夜晚的时间，他几乎从不睡觉。

    “您干得太多了！”我说，“要是您再这样干下去，那您就要没命了。总有一天您的心脏会突然停止跳动，而我却好好的！”

    “还要再挤出一个月来，不能再多挤了。”他说。

    “您以为休假一个月就足以恢复健康？”我思索片刻，说道，“应该想法子找幢郊区的住房。您每个星期去巴黎城两三次，其余时间不得接待来访、处理电话，要安心休息。”

    “凭你就能找到房子了？”罗贝尔含讥带讽地问道。

    跑住房介绍所、看房子，我实在没有多少兴趣，也没有空暇。但是看到罗贝尔那样劳累，我心都碎了。他已经拿定主意，集会如期举行，然而他心里却很不安，只有取得惊人的成功，共产党人才可能买账。万一他们过河拆桥，革命解放联合会该怎么办？我也一样，心里总挂念着能否成功。与罗贝尔相比，我对个人、对生活的各种财富，诸如情感、文化、幸福等更为珍视。我不由得想到即使到了没有阶级的社会，人类也一定会完善自己，而不会否认自己的这些财富。

    感谢老天爷，纳迪娜不再向她父亲吹风，说她的那些共产党员同志对他如何谴责了；她也不再冲着我们大加讽刺，严厉抨击美帝国主义了，她的那部《资本论》也永远地合上了。有一次，她没头没脑地对我说：

    “实际上共产党人和资产者是一码子事。”

    我并不感到惊奇：

    “怎么回事？”

    我当时正在卸妆准备睡觉，她坐在我卧室沙发的边沿上。她往往选择这种时刻跟我谈盘桓在她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