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达瓜达的那天晚上，我既高兴又好奇，简直到了忘形的地步。继后的一个星期里，更是按捺不住自己的心情。对于美国精神分析学的最新发展，我确实各方面都得学习；无论是开大会，还是与同行的交谈，都富有教益。可我也渴望见见纽约城，然而他们却拼命阻挠，让人心头好不难过。他们整天闷在暖气过热的宾馆、配有空调的餐厅、庄严的办公室和豪华的套间里，要摆脱他们，谈何容易。每天晚饭后，每当他们把我送回宾馆，我便匆匆穿过大厅，从另一扇门溜出去；我每天天一亮就起床，在上午开会之前外出漫步一番。可在这偷偷外出的自由时光里，我没有多大收获。我意识到在美国，孤独感也无法排遣。为此，离开纽约时，我感到惴惴不安。芝加哥、圣路易、新奥尔良、费城，然后又回到纽约，再去波士顿、蒙特利尔：一次美妙的旅行。可是他们还得为我想方设法，使我不虚此行，有所收益。同行们确也给我提供了一些当地人的地址，这些人都会很高兴向我展示他们的城市。可尽是些医生、教授、作家，我表示怀疑。

    无论怎么说，芝加哥这一站一开始就砸了。我在那儿只呆了两天，两位年迈的太太早早地在机场等候着我，然后她们领我去和另一些老太婆们吃午餐，整个白天里紧紧缠着我不放。作完报告后，我又由两位呆板的先生一左一右陪着吃螫虾。这种烦恼是如此折腾人，以致我一回到旅馆，便径直上楼睡觉了。

    翌日清晨，我被气醒了。“不能这样下去了。”我暗自拿定了主意。我拿起电话：“我心里过意不去，请原谅，可我患了感冒，不得不卧床。”紧接着，我欢天喜地地跳下床。可到了街上，我马上失望了。天气酷冷，脚边是有轨电车的铁轨，头上是架空铁道，我感到彻底迷失了方向，即使再走几个小时也是白搭。我茫无目标，没有任何去处。我打开了记事本：刘易斯-布洛甘，作家。也许总比一无所依强。我又拨通了电话。我对这个布洛甘说我是本森夫妇的朋友，他们肯定已经写信告诉他我来访的消息。好，他说要在下午2时到达我所在的旅馆的大厅。“还是我去接您吧。”我说，然后放下电话。我讨厌我住的这家旅馆，讨厌它的去污粉味和美元味，能乘出租汽车去一个明确的地方，去看看某个人，我感到高兴。

    出租汽车越过了一座座桥梁、一道道铁轨，穿过了一个个货栈，驶过了一条条尽是意大利商店的街道，最后停在一条小径的一角。小径散发着焚烧的纸味，弥漫着湿润的泥土芬芳，也透溢着一股贫穷的气味。司机指了指一堵架着个木阳台的砖墙：“就在这儿。”我沿着一排栅栏走去。左侧有一家小酒馆，挂着灯火熄灭的红字招牌：斯希尔茨；右侧贴着一张硕大的广告画，画上画着一个理想的美国家庭，合家笑盈盈地嗅着一盘麦片粥。一座木楼梯下，放着一个垃圾桶，正冒着热气。我登上楼梯。在阳台上，我发现了一扇玻璃门，遮着一块黄颜色的帘子：肯定就在里边。可突然间，我感到惶恐不安。富有总是包含公开的成分，然而一种贫困的生活，却是隐秘的。我感到去敲这扇玻璃门似乎有失礼貌。我一时拿不定主意，望着这一堵堵砖墙，靠墙搭着千篇一律的楼梯和灰不溜秋的阳台；透过层顶，我瞥见了一个巨大的圆柱形的东西，呈红、白颜色：原来是只大储气罐；脚下有一块四方形的土地，光秃秃的，中间长着一棵黑黝黝的树，还有一架蓝色风翼的小风车。一列火车在远处驶过，阳台直晃。我叩响了门，看见走出一位相当年轻、高大的男子，他上身穿着一件皮夹克，绷得直挺挺的，他惊奇地打量了我一番。

    “您真找到我的住处了？”

    “我看是的。”

    黄颜色的厨房里，正中摆着一只黑炉子，正呼呼地在烧；铺着地漆布的地面上堆满了旧报纸。我发现里边没有冰箱。布洛甘茫然地招了招手，指着那堆纸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