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在整理。”

    “我希望没有打扰您。”

    “噢，不。”他一副尴尬的神态，笔直地站立在我的面前，“您为什么不愿让我去旅馆接您呢？”

    “那是个可怖的地方。”

    布洛甘的嘴上终于显出了微笑：“那可是芝加哥最美的旅馆。”

    “问题就在这里。地毯、鲜花、旅客、音乐，一切都太过分了。”

    布洛甘唇边的微笑悄悄爬上了他的双眸：

    “请往这边走。”

    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墨西哥毯子和一幅梵-高的《椅子》，然后是书、电唱机和打字机。这间房子不像是冒牌艺术家的寓所，也不像是美国人理想的典型住家。生活在此，该很惬意吧。我激动地说：

    “在您这里感到挺舒服的。”

    “您觉得？”布洛甘用目光扫视着四壁。“这儿不大。”又是一阵沉默，接着他急促地说：“您不愿意把大衣脱了吗？来杯咖啡怎么样？我有些法国唱片，您喜欢听吗？听夏尔-特莱纳的？”

    无疑是因为那只呼呼在烧的大炉子或因为被2月冰冷的太阳染成金色的布帘上那棵瑟瑟战栗的黑树的影子，我遂起了一个念头：“要是坐在墨西哥毯子上度过这个白天倒是挺美妙的。”可是我给布洛甘打电话是为了参观芝加哥。我狠了狠心说：

    “我想看看芝加哥城，我明天早上就要走了。”

    “芝加哥大着呢。”

    “领我看看其中的一角吧。”

    他摸了摸皮夹克，声音不安地说：“我有必要换一下装吗？”

    “想到哪里去了！我就讨厌穿得笔挺笔挺的！”

    他激烈地辩解道：

    “我这一辈子从未穿过硬领的衣服……”

    我们的微笑第一次相遇了，可他似乎还没有放下心来：

    “您不想看看屠宰场吧？”

    “不。咱们到街上去随便走走。”

    街巷很多，一条条都很相似，两旁尽是破旧的木屋和一块块极力想模仿郊区小园子的空地。我们也游览了几条大街，街道笔直，死气沉沉，到处都是冷飕飕的。布洛甘不安地触摸着双耳：“这耳朵已经硬邦邦的了，就要冻成两截了。”

    我对他顿起怜悯之心。“我们到哪家酒吧去暖暖身子吧。”

    我们俩走进了一家酒吧。布洛甘要了姜汁酒，我点了美国威士忌。当我们走出门外时，天还是那么冷。我们又进了另一家酒吧，开始闲聊起来。他曾在登陆战后在阿登省的一个军营里呆过几个月，于是就法国、战争、占领时期和巴黎向我问了一大堆问题。我也向他提问。他对有人听他说话似乎感到十分幸福，可要讲述自己的情况却又感到不好意思。开始时，他迟疑不决地一句句往外掏，可很快滔滔不绝地向我道来，话中倾注着几分热情，我每听到一句话就仿佛感到领受了一份礼物。他出生在芝加哥城南一家食品杂货店主的家庭，父亲是个普普通通的芬兰人，母亲是个匈牙利的犹太人。在大危机时期，他正好二十岁，经常躲进货车的车厢在美国到处闯荡。他当过小贩，洗过餐具，做过跑堂，还干过按摩，当过挖土工、泥瓦匠、售货员，迫不得已时也干过偷鸡摸狗的事。在亚利桑那州那家他洗过餐具的偏僻的驿站里，他写了一个短篇小说，被一家左派杂志发表了。于是他又写了另一些小说。自他第一部长篇小说成功之后，他一直靠一家出版商给他发的一笔年金维持生活。

    “我很想读一读这部书。”我说。

    “下一部将更好。”

    “可这一部已经写成了。”

    布洛甘一副困惑的神色审视着我：“您真的想读？”

    “对，真的。”

    他站起身，向厅堂深处的电话机走去。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