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钟后他回到桌上说道：“那部书将在今天晚饭前送到您的旅馆。”

    “噢！谢谢！”我热烈地说。

    他一举一动都富有活力，因此而触动了我。正是他这种自然的姿态马上赢得了我对他的好感。他不知道那些客套话，那些礼节、礼貌。他那些亲切的举动完全是自然的流露，仿佛是柔情的创新。首先，我为与这位有血有肉的传统的美国典型——自立的左派作家相遇感到欣喜。现在，我感兴趣的是布洛甘，通过他的叙述，可以感觉到他并不认为对生活拥有任何权利，然而他向来具有强烈的生活欲望。这种交织着谦逊和热望的脾性真惹我喜欢。

    “您是怎么冒出写作念头的？”我问道。

    “我生就喜欢那种印成铅字的纸头，我还是个孩子时，就用剪报贴在日记本上，搞了一种报纸。”

    “可能还有别的原因吧？”

    他思索片刻：“我熟悉许许多多不同的人：我渴望给每个人展示其他人的真实面目。人们撒谎何其多。”他沉默了一会儿。“二十岁时，我终于明白了大家都对我撒谎，这使我极为愤怒，我以为正是因为这一原因我才开始写作并继续写下去……”

    “您还一直气愤吗？”

    “或多或少有点儿。”他有所保留地微微一笑。

    “您不搞政治吗？”我问。

    “我做些细微的小事。”

    简言之，他与罗贝尔和亨利的处境相差无几，然而他异常镇静，泰然处之。写作，在电台发表讲话，偶尔在群众集会上谴责某些流弊，这着实使他满足。有人已经跟我说过：这儿的知识分子可以安心地生活，因为他们深知自己绝对无能为力。

    “您有作家朋友吗？”

    “噢！没有！”他激动地说。接着微微一笑：“我有些朋友，他们见我只在打字机前坐坐就可以赚到钱，便都动手搞起写作来，可没有成为作家。”

    “他们赚到钱了吗？”

    他朗声大笑起来：“有一位一个月内就打了整整五百页，他肯定花了一大笔钱才将它印成书，他妻子禁止他再干这等营生，于是他又操起了扒手的行当。”

    “那是个好行当吗？”我问道。

    “要看人。在芝加哥，这一行竞争很激烈。”

    “您认识许多扒手？”

    他一副稍带挪揄的神态看了看我说：“半打儿吧。”

    “那盗贼呢？”

    布洛甘的神情变得严肃起来：“所有的盗贼都是混账。”

    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跟我讲起了最近这些年来盗贼们干的那些破坏罢工的勾当，接着又对我讲述了许多关于警察、政界和商界的关系的趣事。他讲得很快，我听他说话有些困难，可这仍像爱德华、罗宾逊的电影一般引人入胜。他突然打住话头：

    “您不饿吗？”

    “饿。现在经您一提醒，我饿极了。”我说，继又快乐地补充道：“您知道的趣事真多。”

    “噢！要是我不了解，我就瞎编。”他说，“为了有兴趣看您听人说话。”

    已经8点多了，时间流逝得真快。布洛甘领我到了一家意大利餐馆吃晚餐。我一边吃着意大利馅饼，一边捉摸着在他身边我为何感觉如此舒服。我对他毫不了解，然而他对我来说一点儿也不陌生。这也许是因为他生活贫困，但却无忧无虑的缘故吧。矫揉造作、附庸风雅、扭扭捏捏，这只会造成距离。每当布洛甘拉开或拉上穿在那件破旧的羊毛套衫外面的皮夹克，我便感觉到身边这一具身躯的冷与热，这是一具活生生的躯体，他的存在给人以信任感。他从来都是亲手擦拭自己的皮鞋：只要看看他的这双鞋子，就可对他的个人生活有所了解。当我们走出意大利馅饼餐馆时，他挽起我的胳膊，怕我在结了薄冰的地面上滑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