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多说。我能以谁的名义进行抗议呢？我太不自量力了。我们回到家里，各自装作埋头工作，度过了这个夜晚。我从美利坚带回了有关精神分析学的许多材料、笔记和书籍，可没有去碰一下。

    罗贝尔乘上午10时的汽车走了。我在园子里窥望着邮递员，可没有刘易斯的来信。他事先曾告诉我他一周内会给我写信，再说从芝加哥来信不会这么快就抵达。他肯定没有忘记我，但是，他是那样无比遥远。寻找他这方面的救助，纯属枉然。救助我什么？我走进工作间，在唱机上放了一张唱片。我遇到某种难以容忍的东西：我对罗贝尔产生了疑虑。“若在过去，他会仗义执言的。”我暗自思忖。过去，他总是直言不讳，无论对苏联，还是对共产党都绝不顺从。他参加革命解放联合会的原因之一，就是能让他进行建设性的批评。可突然，他选择了沉默，为什么呢？别人把他视为理想主义者，他为此受到了伤害。他莫非在尽力做一个现实主义者，去适应目前严酷的事实？但是，要适应现实，这太容易了。我也在适应，对此我并未感到自豪。一味地反对，或一味地顺从，这到头来总是落得个不忠。若我接受离开这个世界，便背叛了我的爱情，若我容忍自己苟安人世，我便忘却了死去的人们，便是对他们的背叛。说到底，倘若只事关死者与我自己，并不会有真正的受害者。可是背叛了生者，问题就严重了。

    “如果我揭露事实，我便背叛了其他那些人。”罗贝尔说不定会这么回答我。我们也准会说什么不打破鸡蛋炒不成蛋。但是关键是，到时谁去吃这些炒鸡蛋？打破的鸡蛋会发烂变臭，侵害地球。“地球已经被侵害了。”这确实是事实，确有其事的东西太多了。这些事实纠缠在一起，我为此会感到惊恐，自问自己到底如何辨别真伪。四亿中国人和一千五百万苦役犯相加起来是多少，我不知道。说不定两者应该相减。不管怎么说，是加是减都是错。一个人加一个人，并不就等于两个人，他们永远都是单个的人。对，我不该采用算术。要澄清这片混乱，必须求助于辩证法。这里涉及的是超越苦役犯拯救中国人。行。就超越吧。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毁灭，一切都会厌倦，一切都会超越。集中营将被超越，我自己的一生也将被超越。这一因为集中营的存在就惶惶不安的短暂而微弱的生命是微不足道的，那些集中营，未来已经把它们取缔。再说，历史会自我关照，也会关照我们每个人。让我们各自一方，安心度日吧。

    可是，他们为何不安宁呢？早在我在大学读书时就向罗贝尔提出过这个问题，如今已经二十余载了。他当时还嘲笑我，可我今日仍不认为他已经完全说服了我。他们假设人类是一个不朽之人，总有一天会因为她作出的种种牺牲而得到报答，我也必将从中得到自己的那份报答。可是我无法获得，死神吞噬了一切。那一代代被牺牲了的人们决不会走出坟墓去参加最后的盛宴。惟一能给他们慰藉的，是上帝的选民们不久就要在冥府与他们相会。在幸福与灾难之间，也许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有着如此巨大的差别。

    我关了电唱机，卧在长沙发上，如释重负，闭上了眼睛。死亡之光是多么公正、多么宽厚啊！刘易斯、罗贝尔、纳迪娜全都变得像幽灵一般轻盈，再也不重压着我的心：我也许能够承担那一千五百万或四亿幽灵的分量。过了片刻，我还是去找了本侦探小说，不得不消磨时间。但是时间也将消磨了我的生命，这就是真正的先定和谐。罗贝尔晚上回家时，我仿佛觉得是用望远镜从十分遥远的地方看见了他：那是一个脱离肉体的形象，周围一片虚无，就像早已不在人世，但却仿佛出现在德朗茜铁窗口的迪埃戈。罗贝尔讲着，我听着，可一切都已经与我毫不相干。

    “我要求等等再说，你不责备我吗？”罗贝尔问。

    “我？一点儿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