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尔到克洛蒂-德-贝尔琼斯家度夏去了，若塞特也在她母亲的陪同下去戛纳晒太阳了。亨利驾着一辆旧的小轿车前往意大利。他多么喜爱这个国度，竟把《希望报》、革命解放联合会和种种问题全抛到了脑后。回到巴黎，他在信件中发现了朗贝尔从德国给他寄来的一份报告和斯克利亚西纳搜集的一捆材料。他认真地研究了一夜，到了第二天清晨，意大利便变得十分遥远了。对从帝国档案中获取的材料人们尽可怀疑，据这些材料透露，共有九百八十万犯人。有关1941年解放的波兰在押犯人的情况报告，也可以认为靠不住。但是要想一概否认那些在集中营中幸免于难的男男女女的证词，那非得横下一条心堵上耳朵遮住眼睛。再说，除了亨利所了解的法规条文之外，还有这份于1935年在莫斯科印发的报告，该报告列举了由奥库埃佩乌集中营负责完成的巨大工程，此外还有1941年的五年计划，该计划将基建工程任务的百分之十四交给了劳动改造局。科雷马金矿、诺里列克煤矿、沃尔库塔煤矿、斯塔洛贝尔斯克铁矿、科米渔场：在这些地方，人们的生活境况到底怎样？到底有多少数量的苦役犯？这一点上下误差很大。但可以肯定的，就是集中营确实以制度化的形式大规模存在。“必须公布于众，”亨利作出了结论，“不然，我就是同谋犯；不仅是同谋犯，而且还会对我的读者犯下背信罪。”他和衣扑倒在床上，心里在想：“这就热闹了！”他就要和共产党人闹翻，这样一来，《希望报》的位置就不好处了。他叹了口气。每日清晨，当他看见工人们在街角的报亭买《希望报》时，心里是多么高兴，可他们就要再也不买了。但是，怎么保持沉默呢？他可以表白对情况不甚了解、不便多言：那些集中营真实性质如何，取决于整个制度，而对此大家都了解甚微！但是，他情况了解不多，也难以保持沉默呀。不能以不了解情况为托词，对这一点他早就已经明白。即使自己有什么疑问，但既然已经承诺将真实情况告诉读者，他也应该将自己所了解的公布于众。要下决心向读者掩盖事实真相，那非得有积极的理由才行，至于他不愿和共产党人闹翻，这不成其为理由，因为这只与他个人有关。

    幸好客观情况给他留下了一点喘息的机会。迪布勒伊、朗贝尔和斯克利亚西纳都不在巴黎，萨玛泽尔只是含含糊糊地提及此事。亨利尽量不去想它，再说他还有许多事情需要考虑，这些事情虽然微不足道，但却都迫在眉睫。他那部戏排练情况十分糟糕，萨莱夫可真是个没有分寸的斯拉夫人，他虽然反复无常惯了，但一闹起来还那么可怕，若赛特不得不含泪忍受着这一切；维尔侬已经开始担心引起大的争议，建议进行删改，但实在不能接受；他把服装制作交给了阿玛丽莉服装店，而吕茜-贝洛姆对戏中若赛特不是从一家时装沙龙，而是从一座着火的教堂里跑出来硬是不理解。亨利不得不在戏院里花费很多时间。

    “我怎么也得给波尔去个电话。”一天早晨亨利突然这样想。她只给他寄来过很少几张看不懂是什么玩艺的明信片。她回到巴黎已经几天了，可没有给他任何消息，不过，她显然在焦灼不安地等待着他的电话，她如此谨小慎微仅仅是一种手段而已，若过分滥用，那就太狠心了。亨利还是给她打了电话，她与他约定了见面时间，说话的口气是那么平静，以致亨利上楼时心中萌发出一线希望：也许她真的已经与他疏远了。波尔笑微微地给他打开了门，他不禁惊恐不安地自问，“她到底是怎么了？”她高挽着头发，露出丰腴的颈背，眉毛也拔去了，身上紧紧裹着一件套头衫，几乎显得俗里俗气。她继续微笑着问道：

    “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

    他也勉强一笑：“看你打扮的这副古怪样子……”

    “我让你吃惊了？”她从提包拿出一只长长的烟嘴，叼在嘴里：“我希望让你大吃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