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把我的那一股再卖掉，你们爱怎么干就怎么干。我参加报社工作时，是带着希望进来的，希望你很快就中断与共产党的任何形式的合作。如果你还继续这样下去，那我只得走了。”

    “我从来没有和共产党合作。”

    “我把这种态度就叫做合作。如果事关西班牙、希腊、巴勒斯坦、印度支那，你早就拒绝保持沉默了。说到底，你自己心里明白！不经过任何审判，就把一个人从家中抓走，剥夺他的生活，把他扔到牢中，让他没命地干活，可只勉强让他填饱肚子，要是得了病，就让他活活饿死。你容忍这一切吗？无论是工人还是负责干部，他们全都知道这种命运时刻有可能落到自己头上，生活中总是带着这种恐怖感，惶惶不可终日！你容忍吗？”朗贝尔再次问道。

    “不能！”亨利说。

    “那你就赶快反对吧。在被占领时期，对那些不起来斗争的人你可不客气！”

    “我一定反对，一言为定。”亨利焦急不安地说。

    “你说你一定会跟迪布勒伊走。”朗贝尔说，“可迪布勒伊准会反对这场运动。”

    “你错了。”亨利说，“他决不会反对的。”

    “那就算我错了？”

    “啊！首先得让我跟他谈谈，然后再看。”亨利说。

    “好，到时再看！”朗贝尔边说边朝门口走去。

    亨利听着他的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消失，他仿佛觉得是他自己的年轻时代刚刚前来召唤他。如果他二十岁时亲眼看到了囚禁在铁丝网后的千百万被奴役的人们，那他一秒钟也不会去考虑保持沉默。朗贝尔对他的内心看得一清二楚：他犹豫不决。为什么呢？他担心成为共产党人眼中的敌人形象。在他的心灵更深处，他是多么希望不承认在苏联也存在着腐朽的东西这一现实。可是这一切都是怯懦的表现。他起身下了楼梯。“一个共产党员有权利保持沉默，”他暗暗思量，“其观点是众所周知的，即使撒了谎，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欺骗不了任何人。可是我声称保持独立，若我滥用自己的信誉掩盖事实真相，那我就是个骗子。我之所以不是共产党人，正是因为我希望能自由地公开共产党人愿说而不能说的东西：这往往是一个绝情绝义的角色，可他们实际上也承认其价值。若我公开事实真相，比如拉舒姆就会对我表示感激，他们所有那些希望取缔集中营而又无法起来公开反对的人都会感激我。可谁知道呢？也许他们会非正式地采取某种行动，也许来自各国共产党本身的压力会最终迫使苏联改变其惩戒制度：暗暗地或当众压迫人，这两者可不是一回事。我保持沉默，这就是失败主义的表现这也就是拒绝正视事实，否认可以改变现实。这样做，是借口不对苏联进行评判，而实质上对它进行了无情的判决。如果它确实没有希望成为它本该成为的样子，那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希望。不管人们说些什么，做些什么，也都再也没有任何意义。对！”亨利边想边登上了迪布勒伊家的楼梯。“要么公开事实真相具有某种意义；要么任何东西都毫无意义。必须执言，除非迪布勒伊确实加入了共产党，不然，他必定也会得出这一结论。”亨利按了按门铃。“如果他真的参加了共产党，迪布勒伊会告诉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