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发秦军早日与匈奴大战。因为，在六国贵族看来，匈奴正在强大之时，而秦军正在多年大战后的疲弱之期。与强大的匈奴开战，时日越早，对秦军越是不利。若秦军主力一旦战败，则复辟势力自可趁机大举起事。

    以帝国第一代君臣之雄才大略，不可能看不透如此浅薄的伎俩，更不可能如《史记·集解》中东汉经学家郑玄所解释得那般荒唐：“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见图书，不知此为人名，反备北胡。”距始皇帝仅百年之遥的司马迁，自然清楚这则谶言之实际所指，更不可能不知道秦二世之名，然却相对暖昧了许多，只录谶言，而不直说因果关系，只在记载谶言之后说了事实：“始皇乃使蒙恬发兵……”虽然，司马迁的指向显然也与郑玄相同，然却硬是不明说。这里显然有两个原因：一则是司马迁“信则存信，疑则存疑”的相对严肃的治史态度，自知此等说法荒诞不经，遂不予置评；二则是司马迁基于西汉时期之大势，对秦帝国的历史只能是表面相对公正，而实则腹诽。此等堆积烟云的录史笔法，笃信怪力乱神的解说手法，是后世史家与注释家解读秦帝国历史的两大基本弊端。唯其如此弊端丛生，遂使秦帝国的种种历史真相的澄清变得分外艰难。这是后话。

    依据常理解析，嬴政皇帝与随行重臣成算在胸，根本不会为谶言所动。然在表面上，帝国君臣却向外界释放了这则谶言，嬴政皇帝也正好以此谶言为白头北上巡边。这当如何解释？若果然如郑玄所言，看作帝国君臣愚昧不识天机，诚可笑也。显然，这是帝国君臣的将计就计——你要出谶言么，我便正好借此反击胡人，做好这件最该做的大事。

    当然，嬴政皇帝在东部的时日，也非全然耗费在求仙事上。毕竟，天下皆知嬴政皇帝勤政，若示形太过，则未免太假，总得有些许政事作为。于是，有了嬴政皇帝对燕齐旧地的迟滞工程的有力督促。这便是坏城郭、决川防。碣石之地，正当旧燕赵齐三国拉锯地带，要塞林立，川防累累，相互攻防，相互淹决，堪称天下川防为害最烈之地。尽管此时中原川防已经顺利疏通，然此地却是迟滞了许多。嬴政皇帝就此彻底解决，正好一举两得。诸般工程雷厉风行地开始之后，随行群臣会商，又在巨大的碣石门上刻下了一篇千古文字，说的主要是帝国新政中的民生工程，刻石文如下：

    碣石门刻文

    遂兴师旅，诛戮无道，为逆灭息。武殄暴逆，文复无罪，庶心成服。

    惠论功劳，赏及牛马，恩肥土域。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泰平。

    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繇，天下成抚。

    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

    群臣诵烈，请刻此石，垂著仪矩。

    列位看官留意，这篇碣石门刻文中值得注意的新提法是“德并诸侯”。与此相联，从上次大巡狩的之罘刻石文、东观刻石文开始，帝国宣教中开始强调秦政的德行。而在第一次大巡狩的刻石文中，功业叙述与新政内容叙述为主，正面强调皇帝之德者很是浅淡，琅邪刻石文仅云：“皇帝之德，存定四极。”显然，并没有将皇帝之德扩展到一统之前。这次不同，将平定六国第一次提为“德并诸侯”。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当然，此前的之罘山刻石文已经开始向彰显皇帝之德靠近，但尚不鲜明，其文辞为“奋扬武德”，东观文辞则为“皇帝明德”。然则，都没有从总体上将统一天下、开创文明的大功业归结为“德”的力量。这次的“德并诸侯”四个字，显然是大大地彰显了德功德政。马上将要看到的第五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大巡狩的会稽山刻石文，对“德”也同样做了鲜明强调，文辞为：“皇帝休烈，平一宇内，德惠修长……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

    这一宣教转折，是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