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君臣在反复辟中的策略转变。

    秦奉法治，更兼为政求实，对王道德政历来嗤之以鼻。虽然，秦政理念认为法治才是真正的德政爱民；但是，由于王道德政已经成为先秦治国理论的一大流派，且其主旨与法家格格不入，故而秦政从来不屑提起德功德政，更不言德治。此时为何有此一变？根基在时势之变也。秦一天下之后，六国贵族与儒家门派对秦政的攻讦有一轴心言论，便是“暴政失德”。这一攻讦性评判，既因秦政文告从来不屑言及德政而使民众有所惶惑，又因复辟势力的日渐活跃而大有加剧之势；尤其是焚书坑儒之后，秦不言德，似乎已经成了秦政本身无德的一个表征。对此，政治嗅觉极为敏锐的帝国第一代君臣不可能没有觉察。当此之时，正面涉及秦之德政，自然成为一种时势所必须的策略，一种反击复辟的宣教方略，而非秦政真正与迂腐的王道德政同流合污。

    纵观嬴政皇帝的历次大巡狩，其艰难险阻每每令人惊叹不已。

    嬴政皇帝之大巡狩，跋山涉水屡抵边陲，却从来没有涉足过富庶繁盛之地。每次出巡，中原的洛阳大梁新郑的风华地带都是必经之路，却没有一条史料记载过嬴政皇帝在此间的逗留。旧齐之临淄，更是天下赫赫大都。嬴政皇帝两赴旧齐滨海，却都没有进入临淄。东临碣石，濒临燕国，嬴政皇帝也没有去燕都蓟城徜徉一番。五次大巡狩，第一次赴陇西北地与上郡，三地俱为蛮荒边陲，俱为连绵大山，路况最差，气候最恶，又兼有匈奴游骑袭击之风险，安有舒适可言哉！第二次大巡狩，几乎整整一年皇帝都在外颠簸。登泰山封禅，而骤逢“风雨暴至”，以至只有在五棵大树下避雨。当代人皆知，雷电风雨之中在大树下避雨是极为危险的，而其时之嬴政皇帝不知此等科学道理，幸未被雷电击中，何其大险也！后过江水，则“逢大风，几不得渡”，连随身玉璧也颠簸沉入江水。再从湘水登衡山，“遇风浪，几败溺”，也就是说，险遭沉船而淹死。因有此等大险，所以这次大巡狩“至此山而免”，才踏上了归程。

    如此奔波一年，刚刚过了冬天，嬴政皇帝又立即再度出巡。这第三次大巡狩更险，方出函谷关，便在三川郡博浪沙路段突遭大谋杀——旧韩世族公子张良带其结交的力士，以一百二十斤大铁椎猛击行刺！若非误中副车，嬴政皇帝很可能就此归天了。归来途中，嬴政皇帝为一睹当年长平大战之胜迹，硬是舍弃了相对舒适平坦的河内大道，而穿越了崇山峻岭的上党山地，其崎岖艰难无须描述。年余之后，嬴政皇帝微服出巡关中，夜行兰池宫外，又突遭数名刺客截杀。《史记·秦始皇本纪》对遇刺险境只有淡淡两字：“……见窘。”就实而论，随行有四名高手武士力战护卫，尚且陷入窘迫之境，可见其性命之险！

    第四次长距离大巡狩，又是直接抵达滨海之碣石门。那时的滨海地带，是人迹罕至的荒莽边陲，与今日之沿海万不能同日而语，其艰难险阻多矣！碣石门事完，嬴政皇帝又奔西北而去，进入匈奴流窜的北边之地巡视，部署完军政大略后，又从河西高原的荒莽上郡返回咸阳。

    后世皆知，秦帝国之驰道、直道、郡县官道相交错，交通网络已经是前所未有的便捷。若嬴政皇帝的大巡狩只走大道，应该是极为快捷且相对舒适的。然实际情形却恰恰相反，嬴政皇帝足迹所过，十有八九都是没有大道的险山恶水，其迂回绕远自不待言，其艰脸难行更是亘古未见。姑且以大数计之，平均每次大巡狩以万里上下计，则五次大巡狩便是五万里上下。若再加上秦王时期的三次出行，七八万里之数当不为夸大也。在以畜力车马为交通工具的时代，在华夏山川之绝大部分尚未开发的时代，要走完七八万里山水险地谈何容易。

    嬴政皇帝五十岁劳碌力竭，岂非古今君王之绝无仅有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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