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维斯巴顿的剧院连外表也是很差的，它的剧团台词冗长、平庸无奇、又竭力去墨守俗套，因此丝毫也没有超出迄今对德国所有剧院来说堪称正常的水平，而最近由“著名”的台甫里恩特先生经管的卡尔斯卢埃城的剧团则是这个水平的典范①。在茶房为封-波洛索夫太太阁下所包的包厢后面（天晓得茶房是怎么设法把它弄到手的——事实上他并没有贿买市长先生！）——在这座包厢的后面有一个小房间，里面放着沙发；进包厢之前，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请萨宁把包厢与剧场相隔的帷幕拉起来。

    ①这段文字被认为是屠格涅夫对德国戏剧的攻击，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但台甫里恩特到1852年才出任卡尔斯卢埃剧院的经理。屠格涅夫把它说成是1840年的事，在时间上不确切。

    “我不希望别人看见我，”她说，“要不马上会有人钻进来。”

    她让他坐在自己旁边，背对着大厅，使人看起来好像包厢里是空的。

    乐队奏起了《费加罗的婚礼》的序曲……幕拉了起来：戏开演了。

    这是无数杜撰作品中的一部，在这类作品里看似博览群书然而毫无才华的剧作者用文绉绉的、然而死气沉沉的语言，辛辛苦苦地然而愚不可及地表达出一个“深刻的”域“感人至深”的思想，来展开所谓的悲剧冲突，引起一种像常见的亚细亚霍乱病一样的亚细亚式的无聊。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耐着性子听完了半幕，但当第一个情人（他穿一件打裥的棉绒领栗壳色礼服，一件条子背心，钉着珠母做的钮扣，一条绿裤子，裤脚的翻边是漆布做的，外加一双麂皮白手套）得知自己的情妇变了心的时候，当这个情人把两个拳头顶在胸口而使臂肘向前突出形成一个尖角，像狗一样嚎叫起来的时候，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受不了了。

    “在法国最偏僻的外省小城里的最蹩脚的演员，要比德国最有名的明星演得自然，演得好，”她愤慨地大声说——说着坐到后面的房间里。“您也过来，”她用手拍拍沙发上自己身边的位子对萨宁说，“我们来聊天吧。”

    萨宁服从了。

    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看他一眼。

    “我看您是挺温存的！您的妻子和您一起会感到轻松。这个小丑，”她用扇子柄指着哀号的演员继续说（他演的是个家庭教师），“使我想起了自己的青春：我也曾爱过一个教师，他是我的第一个……不，第二个爱过的人。第一次，我爱上了顿河修道院的院长。我十二岁，仅能在礼拜天见到他穿着丝绒长袍，浑身都发出香水的气息，提着手提香炉从人群里走过去，用法语对女士们说：‘对不起，请原谅’——从不抬起他的眼睛来，可他的眼睫毛——你知道怎么个样子啊！”——玛丽娅-尼珂拉耶芙娜用大拇指的指甲划出半个小拇指给萨宁看。“我的老师叫做加斯东先生①！应当告诉您，这个人很有学问，又极其严格，是个瑞士人——而且他的脸庞是那么刚毅有力！鬓须长得漆黑，侧面看去是希腊型的——嘴唇好像铁铸的一样！我怕他。我一生中只怕过他一个人。他是我哥哥的家庭教师，我哥哥后来死了……是淹死的。一个茨冈女人预言我会死于暴力——不过那是毫无根据的。我不相信它。您能想像依波里特-西多雷奇会带刀吗？”

    ①原文为法文。

    “也可能不是死于刀斧之下。”萨宁指出。

    “这些都是胡话！您相信吗？我——可一点也不。不过注定的事是逃不过的。加斯东先生住在我们家里，就在我头顶的房间。常常有这样的情况：我夜里醒来，听到他的脚步声——他睡得很迟——于是我的心就抽紧了，由于崇敬……或者另一种感情。我的父亲勉强识几个字，但是给予我们的却是良好的教育。您知道我还懂拉丁语呢？”

    “您？懂拉丁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