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吉兹·阿里回忆，“我们的村庄布罗尔摩是个美丽的地方，在印度河畔的山坡上，我们有杏桃树，甚至还有樱桃树。但是躲在洞里，我们只能偶尔往外看一两眼，看到那些树被炮弹炸飞。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女孩，每次炮弹掉下来的时候，我的亲戚们得赶快把我带进洞里。我不能到外面去，也不能照顾我们的牲畜，甚至去摘那些成熟的果实，只能眼睁睁看着它们烂掉。每逢雨雪天，在洞里煮饭睡觉都很困难，但我们得待上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峡谷那头就是印度，暴露在空旷的地方非常危险。”娜尔吉兹说，她的叔叔哈瓦尔达·易卜拉辛回到炸碎的家中寻找补给品时，被炮弹击中了。

    “他是个非常好的人，我们都想赶快跑去救他，可是我们得一直等到晚上，确定没有炮弹会掉下来的时候，才能把叔叔抬进来。”娜尔吉兹回忆，“通常有人过世后，我们会帮他们清洗遗体，但叔叔的身体都被炸碎了，我们根本没办法帮他清洗，只能把他的身体尽量拼在一起，然后帮他穿上衣服。”

    留在布罗尔摩的少数男人开了会，然后对孩子们宣布，离开山洞的时候到了。他们得冒险走到外面，踏上漫长的逃亡之旅，因为继续躲在洞里根本活不下去。

    他们在残破的家园搜寻所有可用的东西，在午夜时分动身离开，先走到附近的一个村庄，那里离印度的炮兵阵地很远，他们觉得足够安全。那天早上，几个月来头一次，他们在户外看到了日出。但当他们开始生火准备烤“库尔拔”以便路上食用时，炮弹又从河谷高处朝他们飞来。

    “每当炮弹掉下来炸开的时候，阿米娜就会全身发抖，然后哭泣着倒在地上。”法蒂玛说，“那个地方没有洞穴，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拼命跑，我很羞愧，我实在太害怕了，就没拖上姐姐，只管自己逃命。我很害怕她会死掉，但是对姐姐来说，一个人留在那里或许比被炸着更恐怖，所以她也爬起来跟着人们一起跑。”

    整整三个星期，布罗尔摩的幸存者们一直往西北跋涉。“我们常常是走在动物走的山路上，从来没有人走过那些路。”法蒂玛说，“一旦炮弹开始往下掉，我们就只能丢下火上烤着的面包逃命，所以肚子非常饿。大人们砍野生植物当食物，我们就吃小野莓，虽然吃那些东西会肚子痛，但为了活下去，我们没别的选择。”

    历尽艰辛活下来的布罗尔摩村民们，抵达斯卡都时已经憔悴不堪。最后一批难民抵达后，军队把他们带到了他们的新家。在机场旁的沙丘地，法蒂玛和其他幸存者们开始学着忘记过去，重新开始——但这并不包括阿米娜·巴图尔。

    “当我们到达新的村子时，阿米娜倒下了，再也没爬起来。”法蒂玛说，“没人能让她活过来，尽管我们终于安全了，而且和父亲、叔叔重新团聚，还是没办法让她开心起来。几天之后她就死了。”

    1999年夏天，中亚协会在斯卡都机场附近的沙丘建起了“古尔托瑞难民营女子学校”。时隔五年，15岁的法蒂玛坐在五年级的教室里，在描述“卡吉尔冲突”的时候，她用白色的头巾把脸遮起来，想躲避那些让她痛苦的问题。

    14岁的娜尔吉兹·阿里接着往下说，说明自己为什么会坐在这间教室，坐在彩色的世界地图下面，坐在书桌前，拥有全新的笔记本、铅笔和削笔刀。这个让她们拥有学习机会的慈善机构，总部位于地图上她怎么找也找不到的地方——蒙大拿的波兹曼。

    “我们走了很久的路才来到这里，见到家人当然很高兴。”娜尔吉兹说，“但看到这个地方，我又害怕又担心。这里没有房子，没有树，没有清真寺，什么都没有。萨耶-阿巴斯带了一位外国人跟我们谈话，他说只要我们愿意努力，他会帮我们盖学校。结果他真的遵守了承诺。”

    难民营女子学校的五年级学生，大多是像法蒂玛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