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任何守卫，本·拉登完全可以带着一百名士兵大剌剌走进巴基斯坦。”

    到喀布尔只有三百多公里的路，他们却花了十一个小时。“一路上，到处都是烧毁炸坏的坦克和军车，跟美丽的风景形成强烈对比。”柏格曼描述，“红红白白的罂粟花到处盛开，远方白雪覆盖的山峰让乡间显得格外宁静。”

    “我们到贾拉拉巴德的时候，就停下来在史宾加尔饭店喝茶吃面包。”摩顿森说，“贾拉拉巴德曾是塔利班的指挥总部，看起来就像是二战时被轰炸后的德累斯顿。美国空军的B—52轰炸机对这地方进行过地毯式轰炸，周围人眼中强烈的恨意让我想到，不知有多少美国炸弹掉在无辜百姓的身上，就像我遇见的那个孩子的父亲。”

    安全抵达喀布尔后，摩顿森把柏格曼安顿在城里唯一还能运转的洲际饭店。洲际饭店位于喀布尔高处，从那里看整座城市，一览无遗。被炸坏的窗户暂时用白色塑料布盖着，服务员每天会送热水到房间里让房客洗漱。

    在哈什与阿布杜拉的陪伴下，一行人访问了喀布尔不堪重负的教育系统。他们还到阿富汗最好的医学院“喀布尔医学院”去捐赠医学书籍。马萨诸塞州马布尔黑德的金姆·楚代尔，请摩顿森帮她把丈夫留下的医学书籍带到喀布尔，因为她相信教育是解决暴力危机的关键。“9·11”当天金姆的丈夫飞往加州，准备参加医学会议，他搭乘的联航175号班机撞上纽约世贸大楼的南楼，在空中化为灰烬。

    在没有暖气、没有屋顶的教室里，五百名学生正在认真上课。他们对赠书之举充满感激，因为必修的高级解剖课，全校只剩下十本教材，五百名未来的医生(四百七十名男生，三十名女生)不得不轮流把书带回家，影印甚至手抄必要的章节和插图。

    虽然学生们读得这么辛苦，但比起几个月前，情况已经改善了很多。小儿科医生纳兹尔·阿布都说，塔利班统治喀布尔的时候，禁止所有附有插图的书籍，一旦找到就公开烧毁。在上课时“道德监察局”的督察就站在教室后头，确保教授不在黑板上画任何解剖图示。

    “连最基本的医疗器械都没有。”阿布都医生说，“我们成了只会读教科书的医生。我们没钱买血压计和听诊器。身为一名医生，我这辈子连显微镜都没用过。”

    阿布杜拉用结痂的双手驾着车子，绕过满地的弹坑，前往喀布尔西边由八十个村庄组成的迈丹城镇。摩顿森知道，大部分抵达阿富汗的外国援助都只能留在喀布尔，所以他更关心阿富汗的偏远地区。但迈丹城夏哈布定中学的三百名学生所需要的，不光是他们从出租车上卸下的铅笔和笔记本。夏哈布定的老师在生锈的货柜厢里给低年级男生上课。高年级有九名男生，他们的教室是一辆履带被坦克炮轰掉，烧得焦黑的装甲运输车。摩顿森他们小心翼翼地从射击口爬进去，学生为他们展示了自己收到的礼物——瑞典救援人员送的排球。“瑞典人有长长的金发，样子很像山羊!”一个有着明亮眼睛的男孩用流利的英文对摩顿森说，虱子在他的小平头上来回跳着。

    最让摩顿森心痛的，是学校的女孩子们得在没有任何遮蔽物的户外上课。

    “八十名女学生被迫待在户外。她们很认真，但风不是把沙子吹到她们的眼睛里，就是把黑板吹翻。”有了新的笔记本和铅笔她们都很高兴，紧紧抓住不让风吹走。

    摩顿森一行走回出租车时，四架载有地狱火导弹的美军攻击直升机从他们上方不到二十米的地方掠过，她们的黑板被旋翼的劲风卷起，在岩石地上摔得粉碎。

    “不管我们走到哪里，都能看见美国军机和直升机。”茱莉亚·柏格曼说。

    第二天，摩顿森带柏格曼去见杜尔哈尼高中的校长乌兹拉·费札德，准备把援建学校的建材物资运过去，正好看见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