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从木头梯子爬进二楼的教室。在炮击中幸存的二楼教室，楼梯全毁，学生只好用木头做了个临时楼梯。又见摩顿森，乌兹拉很高兴，邀请他们到她家里去喝茶。

    乌兹拉的丈夫在对抗苏联的战争中牺牲了，她就住在学校的单身宿舍里，过着修女般的生活。塔利班统治期间，她逃到北方的塔卢坎，在城市沦陷后偷偷给女孩子们上课。现在她回到了喀布尔，公开倡导女性教育。把唯一一扇窗户的粗麻布窗帘拉上后，她把将自己从头到脚包起来的“布卡”脱下来，挂在一件折得整整齐齐的羊毛毯上，这是她仅有的财产。然后她蹲在一个小酒精炉前煮茶。

    “在我的国家，女人们会问，既然塔利班已经不在了，为什么阿富汗的妇女还要穿‘布卡’?”柏格曼问。

    “我是个保守的人。”乌兹拉说，“这种衣服适合我，穿着它比较有安全感。其实，我坚持要求女学生上市场时必须穿‘布卡’就是怕有人找借口干扰她们读书。”

    “自由惯了的美国女人都想知道，当你们必须透过那块小小的纱窗往外看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受压迫了?”柏格曼继续问。

    摩顿森第一次看到了乌兹拉的微笑。令他惊讶的是，经历了这么多艰难困苦，已经50岁的她依然美丽。

    “我们阿富汗女人是透过教育看到光亮的，”乌兹拉回答，“而不是透过布料上的纱窗。”乌兹拉把泡好的绿茶端给客人，一边抱歉地说她没有糖。“有一件事我想请你们帮忙。”客人们都喝过茶之后，乌兹拉说，“美国人把塔利班赶走后，一直告诉我们薪水很快会发下来，但现在已经五个月了，大家都还没收到。您能不能帮我问问美国方面的人，看他们知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摩顿森先用中亚协会的钱付给乌兹拉四十美元，又给没收到薪水的九十位老师每人二十美元。把柏格曼安全地送上联合国飞往伊斯兰堡的包机后，他开始调查老师们薪水的下落。他往快倒塌的财政部一连跑了三次，在空荡荡的部局会室问来回奔走，最后终于见到了阿富汗的财政次长。他问为什么老师们领不到薪水时，次长无奈地两手一摊。

    “他告诉我，布什总统承诺的援助经费中，实际到达阿富汗的只有不到四分之一，而且又从原本就不足的经费中抽出六百八十万美金，‘重新分配，到巴林、科威特和卡塔尔，用于修建军用机场跑道、扩建军事补给站，每个人都知道美国很快就要打伊拉克了。”

    摩顿森先搭乘阿里安娜公司的波音727班机赶到迪拜，转英航班机飞伦敦，再转机抵达华盛顿，怒气冲冲地直奔自己国家的政府。

    “我们错过了弥补伤害的最好机会。飞往华盛顿的路上，我几乎坐不住了。”摩顿森说，“如果我们连最简单的事——让乌兹拉这样的英雄拿到他们一个月四十美元的薪水——都做不到，我们怎么可能完成击败恐怖主义的艰难任务?”

    国会议员玛丽·波诺给予的帮助让摩顿森十分感动。

    “我刚抵达华盛顿时，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好像被丢在阿富汗的偏远村庄，对当地习俗一无所知。”摩顿森说，“玛丽·波诺陪了我一整天，告诉我这里的运作方式。当她带我穿过办公室去往国会山庄的通道时，几十位众议员正要去投票，她向每个人介绍我，说：‘你得认识这个人，这是葛瑞格·摩顿森，他是真正的美国英雄。’弄得我脸都红了。”波诺在国会山庄一间公开会议室为摩顿森安排了一场报告，并把活动公告发给每一位国会议员，邀请他们“来见见一位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建造女子学校，对抗恐怖主义的美国人”。

    “自从听过葛瑞格的演说后，我想，这是我应该尽的一点力量。”波诺说，“我每天会碰到很多口口声声要行善却光说不练的人，但葛瑞格是真在做这些事。我是他的仰慕者，他和家人做出的牺牲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