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顿森将在那里为高级军官们做报告。他不禁担心，身在五角大楼、远离实际战场的感受，会如何影响这些人的决策。如果他所看到的一切——被无辜炸死的马铃薯小贩的孩子，上课时黑板被吹跑的女孩儿们，被集束炸弹和地雷炸伤、在喀布尔街上一瘸一拐的民众们——都只不过是电脑屏幕上的数字，他对这场战争是否会有不同的态度?在半满的小型会议室里，摩顿森站在穿着制服和西装的官员们面前，毫无保留地说：“我觉得不管我说什么其实都没用，我没办法改变布什政府的战争方式，所以我决定豁出去了。”

    “我支持我们在阿富汗的战争。”自我介绍之后，他说，“因为我相信，当我们说要帮助阿富汗重建的时候，我们是认真的。军事胜利只是赢得这场战争的第一阶段，而我担心我们并不愿意进行接下来的工作。”

    接着，摩顿森说明了当地传统部落战争的习俗：双方会在开战前协商，讨论彼此能够承受的伤亡人员数，因为胜利方要负责照顾战败方的孤儿寡妇。

    “在那里，他们早就习惯了死亡和暴力。但如果你告诉他们，‘你的父亲死了我很难过，你的父亲是为了阿富汗的自由成为烈士’，然后给他们一些抚恤金，让他们家人的牺牲成为光荣的事，我想那些人至今都还会支持我们。但最糟糕的事，恰巧也是我们正在做的事，就是忽视无辜的受害者，用一句‘附带损害’就交代过去了，甚至都不肯清点死亡人数。当我们忽视受害者的时候，就否认了他们存在的事实，这对伊斯兰世界的人来说是最大的侮辱，为此，我们永远不会被原谅。”

    一个小时后，摩顿森再度警告说，极端主义的宗教学校已成为培训“圣战”士兵的温床。他用自己在喀布尔街头曾出现的一个想法作结。

    “我不是军事专家，”摩顿森说，“我提出的数字也可能不太准确。但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对阿富汗发射了一百四十四枚战斧式巡航导弹。一枚导弹的成本加上激光制导的费用，我想大概是八十四万美元左右。用同样的钱，我们可以盖几十所学校，让一整代人接受教育。各位觉得哪一种方式会让我们变得安全?”

    在摩顿森演说之后，一位身着剪裁合身的西服，打扮得像民间人士的男子上前打招呼，但他的军方背景没逃得过摩顿森的眼睛。

    “你可以画一张地图，指出极端主义宗教学校的位置吗?”男子问。

    “除非我不想活了。”摩顿森回答。

    “你可以在每一间极端主义宗教学校旁边盖一所学校吗?”

    “像星巴克的策略一样，让‘圣战学校’的生意做不下去?”

    “我是说真格的。我们可以提供经费，两百二十万美元如何?你可以用这些钱盖多少所学校?”男子问。

    “大概一百所左右。”摩顿森回答。

    “那不正是你所希望的吗?”

    “那里的人会发现我的钱从哪里来的，然后我的学校就完蛋了。”

    “没问题，我们可以把这些钱伪装成一位香港生意人的捐款。”男子翻着一本列有各种军方拨款记录的笔记本，上头有些摩顿森看不懂的外国名字，还有写在最下面的总数：一千五百万、四千七百万、两千七百万。

    “你考虑一下，然后打电话给我。”男子在笔记本上写下一些东西后，递给了摩顿森一张名片。

    摩顿森的确考虑了，几乎整个2002年他都在考虑。他在想一百所学校能够产生多大的效果，接受军方经费又可能导致什么后果。

    “我之所以能在伊斯兰教地区有些信誉，就是因为我和政府没有关系。”摩顿森说，“尤其是和军方没有关系。”他最终拒绝了这项提案。

    那一年他所有的听众都很踊跃，中亚协会的银行存款明显增加，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