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离开不久。那段日子相当乐观。是的，所有人都准备着重建，准备民主什么的。现在情况可不一样了。当然了，我们正在准备总统大选，可情况不一样了。恐怕就是不一样了。”

    帕丽耐心地听着，由着马科斯·瓦尔瓦里斯绕来绕去，费劲地做着铺垫。他谈了阿富汗的选举，说卡尔扎伊肯定能赢，然后扯到了塔利班让人担心的对北方的袭扰，伊斯兰主义者日益增长的对新闻媒体的侵犯，顺带着对喀布尔的人口过多问题发表了一两句点评，随即介绍了住房成本，兜了一个大圈子，终于回到了正题。“我在这房子里住了有些年头了。我知道，您也住过这房子。”

    “什么？”

    “过去这是您父母的房子。不管怎样，我相信人家告诉我的没错。”

    “请允许我问一句，谁告诉您的？”

    “房东。他叫纳比。归真的纳比，这样说才对。让人伤心的是，他已经去世了，就在最近。您记得他吗？”

    这名字如符咒，在帕丽眼前唤出一张年轻而英俊的脸，大鬓角，黑油油的头发，向后梳得跟墙一样。

    “记得。差不多只记得他名字了。他是我们家的厨师，也是司机。”

    “两样都是，没错。他住在这儿，住这房子，从1947年就开始了。六十三年啊。有点难以置信，对吗？可是，我刚才说过，他过世了。上个月。我非常喜欢他。所有人都喜欢他。”

    “我懂。”

    “纳比给我留了张便条。”马科斯·瓦尔瓦里斯说，“我在他死后才能看。他死了以后，我请一个阿富汗的同事把它翻译成了英语。这张便条，它可远不止一张便条。更准确地说，是一封信，而且是一封很不寻常的信。纳比在信里讲了些事情。我找您是因为信里有些事和您有关，还因为他直接在信里要求我，让我找到您，然后把这封信交给您。找您找了一段时间，可还是让我们找到了。谢天谢地谢网络。”他哈哈笑了一声。

    帕丽有心挂掉电话。凭直觉，不管那老头，那个来自她遥远过去的人，在纸上写下了怎样的秘密，又怎样让它跨越半个世界，呈现给她，她都不会怀疑那是真的。很长时间以来她都知道，关于她的童年，妈芒对她撒了谎。可即使她人生的根基结束于一个谎言，她却继续在赖以立足的大地上培育这谎言，让它伫立着，以假乱真，以虚为实，不许动摇，如同一棵巨大的橡树。埃里克，她的子女，她的孙儿，她的事业，科莱特。现在这一切还有什么用？所有的这些岁月，还有什么用？也许最好是把电话挂掉。

    可她没有。她的心扑通扑通跳着，手心在出汗。她说：“他……他在便条里，在这封信里，说了什么？”

    “嗯，其中一件，他说他是您舅舅。”

    “我舅舅。”

    “确切地说，不是亲舅。还有别的。他还说了很多别的事。”

    “瓦尔瓦里斯先生，它在吗？这便条，这信，或是翻译好的？您带着呢吗？”

    “我带着呢。”

    “也许您念给我听听？您能念念吗？”

    “您说现在？”

    “如果您有时间的话。我可以打给您，由我来付电话费。”

    “不必不必。不过您肯定吗？”

    “是的。”她对着电话说。“我肯定，瓦尔瓦里斯先生。”

    他念给她听了。他把所有东西都念给她听了。这花了些工夫。他念完的时候，帕丽向他道了谢，说她会很快与他联系。

    她挂上电话，打开咖啡机，放好一杯的量，然后走向窗口。透过窗子，她看到了熟悉的画面：下方是窄窄的鹅卵石小路，街那边的药房，街角卖炸豆丸子的小店，一家巴斯克人开的啤酒屋。

    帕丽的手在颤抖。惊人的事情在她身上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