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员的谈话。安妮卡的回答竟能如此精确、清楚又巨细靡遗，令她十分讶异。而律师在压力下保持镇定的工夫，尤其令她印象深刻。

    不过，自从被安妮卡拖下床、进入浴室后，她便头痛欲裂。她出于本能，总是尽可能不和医护人员打交道，她不喜欢求助或是显现出柔弱的样子。但头实在痛得无法好好思考，只得伸手按铃呼叫护士。

    安妮卡这趟哥德堡之行原本只是揭开长期工作的一段短暂而必要的序曲，是为了认识莎兰德、问问她目前的状况，顺便将他们兄妹俩为这场官司所拼凑出来的初步策略大纲告知当事人。她原本打算当晚便返回斯德哥尔摩，不料在医院碰上这些意外，害她和莎兰德都还没有机会好好说话。莎兰德的情况比她先前听说的更糟，不但头部剧痛还发高烧，一个名叫安德林的医生不得不开给她强力止痛剂、抗生素等等药物。因此，当莎兰德一搬进新病房，门外也开始有警卫站岗后，院方便要求安妮卡离开，而且态度十分强硬。

    已经下午四点半了，她不知如何是好。可以回斯德哥尔摩，但明天可能又得乘车到哥德堡。或者也可以留下来过夜，但当事人可能情况太糟，明天仍不得会客。她并没有订旅馆房间。主要是为受虐妇女辩护的她，财源并不丰厚，昂贵的旅馆开支最好能免则免。她先打电话回家，接着打给律师同侪莉莉安·尤瑟弗松，她是妇女网络的会员也是法学院的老同学。

    “我现在在哥德堡。”她说：“今晚本来想回家，但发生了一些事，所以得留下来过夜。能不能住你那里？”

    “来呀，那会很好玩。我们都多久没见了！”

    “不会打扰你吧？”

    “不会，当然不会。不过我搬家了，现在住在一条和林内街交叉的小街道。我有一间客房，有兴趣的话，晚一点可以一块上酒吧。”

    “我要是还有精力的话。”安妮卡说：“什么时候方便？”

    安妮卡和友人说好六点左右到达。

    她搭巴士到林内街，在一家希腊餐馆待了半小时，因为觉得饿，便点了烤羊肉串色拉。她坐了许久，回想一整天发生的事，肾上腺素已消磨殆尽的此刻不由得微微打颤，不过她对自己还算满意。在最危险的那一刻，仍始终保持冷静，本能地作出正确决定。知道自己能有临危不乱的反应，这种感觉挺愉快的。

    过了一会儿，她从公文包拿出随身手册，翻开到记事部分，仔细地读过一遍。她对于哥哥为她摘要的计划充满疑虑，当时乍听之下很合理，现在看来却不太完善。即便如此，她还是不打算退出。

    六点一到，她付了钱，徒步走到莉莉安位于橄榄谷街的住处，按了朋友给的大门密码。进入楼梯间正要找电灯开关，忽然遭人袭击。有人出其不意地将她推撞到门边的瓷砖墙面，她的头遭到猛力撞击，立刻痛得不支倒地。

    下一刻她听见脚步声迅速离去，接着大门打开后又关上。她勉强站起身来，用手摸摸额头，手掌沾了血。搞什么鬼？她走到大街上，正好瞥见一个人从街角转进斯维亚广场。受到惊吓的她呆站了一分钟左右，才又走回门边按密码。

    这时她发觉公文包不见了。遇上抢劫了。几秒钟后她才开始感到害怕。糟了，札拉千科活页夹。恐慌不安的感觉开始从心窝往上升。

    她缓缓地坐到楼梯阶上。

    接着忽然跳起来，手伸进夹克口袋。随身手册。谢天谢地。离开餐厅时她把手册塞进口袋，没有放回公文包。那里头写了莎兰德一案的策略摘要，一点一点都写得清清楚楚。

    随后她摇摇晃晃爬上六楼，用力敲着朋友的门。

    半小时后她才真正平静下来，打电话给哥哥。她的一只眼已经有瘀血，眉毛上方划出一道伤口还在流血。莉莉安用酒精帮她消毒后，贴了一块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