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的重点。”欧森说。

    “我说过了……我要的只是你调查的结果。”

    于是他们交换了热邮信箱。

    护士玛莉安进来的时候，莎兰德正仰躺在地板上。

    她“咦”了一声，对患者在加护病房的这类行为是否恰当表达质疑。但她也承认，这是病人唯一的运动空间。

    莎兰德汗流浃背。她听从理疗师的建议，花了三十分钟做举臂、伸展与仰卧起坐。其实她每天都有一长串的动作要做，以强化三星期前动过手术的肩膀与臀部肌肉。她呼吸粗重，只觉得身体状况奇惨无比。虽然很容易疲倦，左肩很紧，而且稍一用力就痛，但确实正在逐渐复原。手术后不断折磨她的头痛已经减缓不少，现在只偶尔才会发作。

    她认为自己已经好了八九成，有可能的话，应该可以大步——或至少一拐一拐地——走出医院，但实际上却不然。首先医生尚未宣布她痊愈，其次她的房门始终都上锁，门外走廊上还坐了一个安保公司派来的该死打手看守着。

    以她的健康状况其实可以转入普通康复病房，但经过反复讨论后，警方与院方一致同意让莎兰德暂时留在十八号病房。这个房间看守较容易，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有工作人员在附近走动，而且是位于L型走廊的尽头。札拉千科命案发生后，一一C病房区的人员都提高警觉，加上对莎兰德的情况十分了解，因此最好不要让她搬进以新程序运作的新病房。

    无论如何，再过几星期，她在索格恩斯卡的住院生活就要结束。医生一旦宣布她可以出院，她就会被送往斯德哥尔摩的克鲁努贝里看守所等候审判。而决定这个时机的人正是约纳森医师。

    哥塞柏加枪击案发生十天后，约纳森医师才准许警方首度进行正式问讯，依安妮卡之见，这对莎兰德有利。只可惜连安妮卡要见当事人也难如登天，这可就很讨厌了。

    经过札拉千科命案与古尔博企图自杀等事件的纷扰后，约纳森评估了莎兰德的状况，并考虑到莎兰德涉嫌三起凶杀案，还几乎受到父亲的攻击致死，想必承受了极大压力。他不知道她是否清白，而身为医生，他对这个答案一点也不感兴趣，只是断定莎兰德受到压力、被枪击三次，还有一颗子弹射进大脑差点要了她的命。她高烧不退，又有严重的头痛。

    他不敢大意。无论是不是嫌犯，她毕竟是他的病人，让她痊愈是他的职责。于是他填了一张“禁止探视”的表格，这与检察官的那张禁止令毫无关系。他开了各种药方，并嘱咐她彻底卧床休息。

    但约纳森也明白隔离是一种不人道的处罚方式，事实上几近于刑囚。不得与任何朋友接触，谁也高兴不起来，所以他决定让莎兰德的律师代替朋友的角色。他和安妮卡进行了一番恳谈，解释说她可以每天和莎兰德会面一小时，这段时间内她可以和她说话，也可以只是静静坐着陪她，就是不能谈论莎兰德的问题或是即将展开的法律之战。

    “莎兰德头部中弹，伤势非常严重。”他解释道：“我想她已经脱离险境，但随时还是可能出血或出现其他并发症。她需要休息，需要时间复原。只有当她完全康复了，才能开始面对法律问题。”

    安妮卡能理解约纳森医师的论点。她会和莎兰德聊一些普通话题，偶尔也会暗示她与布隆维斯特所计划的策略要点，但莎兰德吃了太多药、太疲乏，往往听安妮卡说着说着就睡着了。

    阿曼斯基端详着克里斯特所拍下从科帕小馆开始跟踪布隆维斯特那两人的照片；焦距调得非常清晰。

    “没有，”他说：“从来没见过他们。”

    布隆维斯特点了点头。此时是星期一上午，布隆维斯特从车库进入米尔顿大楼后，便和阿曼斯基待在他的办公室。

    “年纪较大的是莫天森，沃尔沃的车主。他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