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有愧良知似的跟了我至少一个星期，说不定还更久。”

    “你认为他是秘密警察？”

    布隆维斯特提到莫天森的经历。阿曼斯基犹豫着。

    秘密警察老是出糗，这可以视为理所当然、再自然不过的事，而且不只是瑞典秘密警察，全世界的情报单位恐怕都是如此。法国秘密警察甚至派蛙人到新西兰炸毁绿色和平组织的“彩虹战士号”，老天爷！那肯定是有史以来最愚蠢的一次情报运作，但也可能排在尼克松总统疯狂地闯入水门大厦的事件之后。有这么白痴的领导人，也难怪屡屡发生丑闻。秘密警察的成功事迹从未被报道过，但一旦做出任何不当或愚蠢之事，媒体就会发挥事后诸葛的本领大加挞伐。

    一方面，媒体将秘密警察视为绝佳新闻来源，几乎每一次政府出的政治错误都会上头条：“秘密警察怀疑……”秘密警察的说辞在头条新闻里举足轻重。

    另一方面，各党派的政治人物与媒体一得知有哪个曝光的秘密警察曾监视瑞典公民，总会特别严厉地谴责。阿曼斯基觉得这实在很矛盾。他完全不反对秘密警察的存在。因为总得有人负责看着那些民族布尔什维克激进分子、那些读了太多巴枯宁着作的人——其实谁管这些新纳粹读了谁的作品——以免他们用肥料和油拼凑成炸弹，放到罗森巴特外的某辆货车内。秘密警察是必要的，阿曼斯基并不觉得稍为偷偷监视一下有何不妥，只要他们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国家安全。

    当然了，问题是被指派监视公民的组织必须受到严格的公共监督，必须遵守高标准的宪法原则。然而，国会议员几乎不可能监督秘密警察，即使首相指派特别调查员，多半也只是名义上可以插手一切。阿曼斯基手上有布隆维斯特复印的黎波姆所着的《一项任务》，他愈看愈感惊讶。假如发生在美国，将会有十来个资深情报员因为妨碍司法而遭到逮捕，并被迫出席国会的公共委员会。但在瑞典，这些人显然碰不得。

    莎兰德一案显示该组织内部似乎乱了套。但是当布隆维斯特特地送来一只安全手机时，阿曼斯基的第一个念头是：这个人有妄想症。直到听完详细过程，审视了克里斯特的照片后，他才勉强承认布隆维斯特的怀疑有理。这并非好预兆，反而显示出十五年前企图除掉莎兰德的阴谋并非过去式。

    若说一切都是巧合，也未免太多了。且不论札拉千科可能是被一个疯子杀死的，命案发生时，布隆维斯特和安妮卡手上要用来举证的最重要文件竟也同时被窃。这已经够惨的了，没想到关键证人毕约克也跟着上吊自尽。

    “说好了，我可以把这个交给跟我接头的人对吗？”阿曼斯基边整理布隆维斯特的资料边问道。

    “你说这是你信得过的人？”

    “一个拥有最高道德名望的人。”

    “在秘密警察界？”布隆维斯特的口气难掩怀疑。

    “我们的意见必须一致。我和潘格兰都接受了你的计划，也愿意和你配合。但我们无法独力厘清整件事，如果不想最后以灾难收场，就得在政府机关里找盟友。”

    “好吧。”布隆维斯特勉强点头同意。“我从来不会在文章发表前透露数据。”

    “不过在这个案子里，你已经透露了。你已经告诉我、你妹妹还有潘格兰。”

    “话是没错。”

    “你会这么做是因为连你也明白这绝不只是你们杂志社的一篇独家。这一次，你并非客观的报道者，而是实地参与了逐渐展开的事件，所以你需要帮助，单凭一己之力，你是赢不了的。”

    布隆维斯特投降了。反正他也没有对阿曼斯基或妹妹说出完整的事实。他和莎兰德之间还有一两个只有他们俩知情的秘密。

    最后他和阿曼斯基握了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