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叭，我以为这次又是一样。我想我可以留下清楚的证据然后威胁他，让他离我远一点。我估计错了。”

    “既然你有这么……有力的证据，为什么不去报警呢？”

    “我不和警察说话。”莎兰德口气平平地说。

    潘格兰从轮椅上站起来，身子撑靠在桌边，声音非常清楚。

    “我的当事人基本上不和警察或任何权威人士说话，更不用说是精神科医生。原因很简单，从她还小的时候就曾经一次又一次试着向警察和社工人员解释札拉千科对她母亲施暴，但每一次的结果都是她被处罚，因为政府的公务员认为札拉千科比她更重要。”

    他清清喉咙又继续说。

    “当她终于认定没有人会听她说话，她能保护母亲的唯一方法就是以暴制暴。结果这个自称医生的混账东西”——他指着泰勒波利安——“写了一份假造的精神诊断书说莎兰德精神异常，让他有机会把她关在圣史蒂芬长达三百八十一天。真是混账！”

    潘格兰坐了下来。艾弗森法官见他情绪如此激动颇感诧异。他转向莎兰德。

    “你想不想休息一下……”

    “为什么？”莎兰德问。

    “好吧，那我们继续。安妮卡女士，这段录像要接受检验，我会请专家鉴定其真伪。但目前我无法容忍再看到更多类似的骇人画面。继续诘问吧。”

    “乐意之至。我也觉得这些画面骇人。”安妮卡说：“我的当事人多次遭受这种不合法的身心暴力，最该怪罪的人就是泰勒波利安医师。他违反了医生的宣誓，背叛自己的病人。他伙同国安局内部某个体制外团体的成员毕约克，拼凑出一份精神鉴定报告，目的是为了将碍事的证人关起来。我相信本案肯定是瑞典司法史上独一无二的案件。”

    “这些指控太过分了。”泰勒波利安说：“我已经尽力想帮助莎兰德。她试图杀害自己的父亲，很明显就是有不对劲的地方……”

    安妮卡打断他的话。

    “我现在想请法庭看看泰勒波利安对我的当事人作的第二份精神鉴定报告，该报告也是今天的呈堂证据之一。我主张那份报告说谎，就和一九九一年那份一样。”

    “这实在是……”泰勒波利安急促地说。

    “艾弗森法官，能不能请证人不要一直打断我？”

    “泰勒波利安先生……”

    “我会保持安静。但这些指控太过分了，也难怪我生气……”

    “泰勒波利安先生，在律师问你问题之前请保持安静。继续吧，安妮卡女士。”

    “这是泰勒波利安医师呈给法庭的精神鉴定报告。他宣称是根据对我的当事人的‘观察’所作的，理应发生在她六月五日移送克鲁努贝里看守所以后，检查结果应该是在七月五日提出。”

    “据我的了解是这样没错。”艾弗森法官说。

    “泰勒波利安医师，六月六日以前你是不是应该没有机会检查或观察我的当事人？我们都知道，在那之前她人还被隔离在哥德堡的索格恩斯卡医院。”

    “是的。”

    “你曾两度到索格恩斯卡，试图接触我的当事人，但两次都遭到拒绝。”

    安妮卡打开公文包，拿出一份文件。她绕过桌子，交给艾弗森法官。

    “好，这应该是泰勒波利安医师的报告副本。你的重点是什么？”

    “我想传两名证人。他们已经在庭外候传。”

    “证人是谁？”

    “是《千禧年》杂志社的布隆维斯特和国安局宪法保障组组长艾柯林特警司。”

    “他们现在在外面？”

    “是的。”

    “让他们进来。”艾弗森说。

    “这太不合程序了。”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