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谢谢你花费这些时间，先生。但这只是项实验，并不是我的真实生活。”

    我在炉边的工作就这么开始了。整整两周时间，我从下午2:00工作到晚上10:00，薪水是时薪2.43美元再加小费。员工不能从前门进出，所以我第一天上班是从厨房进去，当场看见一名金发披肩的男子满脸通红地把结冰的牛排往墙上丢，一面大吼：“这该死的臭东西！”“噢，那是比利。”被指派来带我的瘦长中年女侍盖儿向我解释道。“他又在发飙了。”这一次他生气的原因是：早班的厨师忘了把牛排拿出来解冻。接下来的8小时，我紧跟在机敏的盖儿身后，东一点西一点地吸收知识，外带一些她个人的悲惨遭遇。所有食物都必须装在托盘上。她今天之所以精神这么差，是因为梦到她男友，结果一身冷汗地惊醒。她男友原本在一座偏远监狱服刑，但几个月前在一场监狱暴动中被杀身亡。柠檬汁不能续杯。他之所以会进监狱，是因为几次酒醉驾车，不过如此，这种事谁都可能发生。鲜奶油钵一定要先放进造型托盆再端到桌上，不能直接用手拿过去。他死了以后，接下来好几个月她就住在自己的卡车上，尿在一个专门装尿液的塑料罐里，晚上点蜡烛看书。但夏天她没办法住在卡车里，因为必须把车窗摇下来，而这意味着从蚊子到其他更可怕的东西都有可能跑进来。

    至少盖儿让我不再担心自己会不会显得学历过高。打从第一天开始我就发现，在所有必须抛下的东西之中，例如原有的家和身份认同等，我最想念的是那种确实能胜任工作的感觉。并不是说我当作家的时候就百分之百觉得胜任有余，身为自由作家，某一天接到很多案子，不表示隔一天还会如此。然而我以作家身份过活的时候，起码对“工作程序”还有些概念，例如要先搜集资料，拟大纲，再写一份草稿出来等等。然而当服务生的时候，我会因为各种要求而忙得团团转，宛如被蜜蜂缠住一样：“这边要多一点冰茶，那边要多点番茄酱，14号桌要一个外带盒，还有，高椅子都到哪去了？”餐厅里一共27张桌子，我通常要负责其中6桌，在客人较少的下午或盖儿休假时，有时候甚至得一个人负责全场。餐厅里还有一个触控屏幕式的点餐系统，我猜这个系统原意在使服务生和厨师之间的必要沟通降至最低，但实际上，却导致彼此必须不断以口头确认，例如：“那是指肉汁要淋在马铃薯泥上，不要淋在肉块上面，了解吗？”诸如此类。

    此外还有一件我打从18岁后就忘记的事：服务生的工作内容有三分之一是在客人看不到的杂项上，包括扫地、擦洗器具、将食材切片、补满饮料桶，以及补货。若这些工作有任何一点没做好，那么你就准备在毫无后援的情况下，面对晚上6:00的晚餐尖峰时刻吧！下场可想而知。一开始我搞砸了好几次，羞愧地完全靠盖儿的支持才撑过去，她对我说：“没关系的，宝贝，每个人都会有这种时候。”因为，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无论多么极力保持科学上的距离，我确实在乎这份工作。

    如果我能像扮演女服务生的莉莉?汤姆琳一样，蜻蜓点水地度过这段时间，整件事情会变得容易许多。然而我却是在布克?华盛顿那种严格训诫中长大的：“如果你决定做什么事情，就要把它做好。”事实上，做得好还根本不到及格的一半，应该要“做得比任何曾做过这件事的人都好。”至少我父亲是这么说的，而且他一定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因为他努力把自己和我们拉拔起来，脱离巴特郡那些几英里深的铜矿坑，抵达东北部郊区的林荫大道。就像抢在喝酒喝到什么梦想也没了之前，就赶快从啤酒混威士忌的廉价鸡尾酒提升到高级马丁尼的层次。虽然人生经验告诉我，“做得比任何人都好”往往不是个合理的目标，不过当我早上4:00从噩梦中惊醒时，心里想的并不是我装作没看见的截稿日，而是点餐内容被我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