罐里的喷射空气，想吸到含氮的氧化物。我上班第三天，她突然把我拉到一旁，脸贴得近到仿佛她想用前额敲我一记。但她开口说的不是“你被开除了”，而是“你做得不错”。不过唯一的问题在于，我花太多时间跟客人聊天了，“他们就是这样来跟你攀关系”。而且，我还让他们对我予取予求，容许他们接二连三提出要求：你把番茄酱拿去，他们就要更多千岛沙拉酱，你把这个也拿去了，他们就会想要多一点薯条，然后没完没了。最后她终于告诉我，别误会她这个人，她是想用和气的方式讲话，但“你会陷入一种模式，你晓得，因为每件事都必须那么快完成”。

    我含糊地说多谢指教，感觉自己被狠狠刮了一顿。古时候曾有一条法律命令人们“不准从事奢华行为”，她训我时的口气就像那种疯狂执法者：不准你聊天，奴隶不许有什么花俏的服务伦理。跟客人聊天的权利，只限于市中心高级地区那些长得漂亮、拥有大学学历的服务生，那些女孩们一晚可以赚70到100美元。我在想什么啊？我的工作是把点菜单从桌子上拿到厨房，然后再把托盘从厨房端到桌子上，也就是把讯息转变成食物、食物再转变成现金。在这个过程中，客人其实才是最主要的阻碍。简单地说，他们是敌人。令我难过的是，我自己也开始以这种逻辑来看待事情。难搞的客人之中，有传统型的：喝多了几罐啤酒的大学兄弟会男生，他们会大吵大闹地抱怨牛排太薄、薯条太少；此外还有特别需要人服务的客人，比如老到得糖尿病的，或小到还不会认字的，因此有时我得像个护士一样。

    讲解餐点中的营养成分。就某些层面上来讲，最难搞的是高调的基督教徒。某次来了一群刚做完周日晚间弥撒的人，他们坐在一张10人座的桌子，每个人都显得又喜乐又神圣。他们无情地对我做出种种要求，最后在一张总金额92美元的账单上，只给我1美元的小费。还有一个身穿耶稣受难图

    t恤的家伙（上面还写着：值得景仰的人），他抱怨他的烤马铃薯太硬、冰茶太冰，我笑脸迎人地帮他全处理好，结果他却连一毛小费都没给。我发现一个大原则，无论我们怎么做，那些身上穿戴十字架或wwjd钮扣的人，就是会以不满意的眼光看我们，仿佛他们把女服务生跟抹大拉的马利亚原本的职业搞混了。

    经过一段时间后，我和同一工作时段的其他小姐也成为朋友。妮塔是身上有刺青的二十几岁女孩，她会四处走动，爽朗地揶揄大家：“我们开始赚大钱了没啊？”爱伦十几岁的儿子是大夜班厨师，她自己则曾在马萨诸塞州管理过一家餐厅，但她不想在这里当管理人员，因为她比较想当个普通劳工而不要“四处支使人”。露西是一个五十多岁的随和女子，笑声很沙哑。往往值班到最后，她的脚会撑不住而只能跛着走路，因为她的腿有问题，然而在没有健康保险的情况下，她没有钱做昂贵检查找出病因何在。我们彼此会谈一些普通的女生话题，包括男人、孩子，以及杰瑞

    餐厅特制巧克力花生酱奶油派的邪恶诱惑。不过我注意到，没有人提起任何花费较昂贵的活动，例如逛街或看电影。就像在炉边的情况一样，大家唯一会提到的娱乐是开派对，只需要一点啤酒、一个小场地以及几个好朋友就办得起来。不过，这里没有人无家可归，起码她们都以某种方式应付下来，通常是因为还有正在工作的丈夫或男友。总而言之，我们形成一个可靠的互助支持团队：若有人觉得身体不适或负荷不过来，另一个人就会帮忙多负责一张桌子的点餐，或甚至替她端托盘。若有人去偷抽一口烟或上厕所，其他人会尽全力帮忙掩护她，使上头那些满脑子只有公司利益的人不会发现她不在。

    但真正拯救我内心（也可说是我的催产素受体）的人是乔治。他是一名19岁的捷克籍洗碗工，来到这个国家刚好满一周。我们会开始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