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将许乃钊请回杭州来主持善后，这也是一着非下不可的好棋。因为马新贻一到任，胡雪岩有不得不走之势；而要找替手，最适当的人选就是许乃钊。第一，他做过封疆大吏，科名是翰林出身，名副其实的“缙绅先生”；第二，马新贻不仅是许乃钊的后辈，而且与他的胞侄许彭寿同榜，以“老世叔”的身分去看马新贻，照例应受“硬进硬出”——开中门迎送的礼遇，这样为地方讲话就有力量就得多了；第三，许乃钊公正廉洁，德高望重，足以冠冤群伦。

    因此，左宗棠欣然接纳胡雪岩的建设；而且自己表示，要亲笔写封很恳切的信，向许乃钊致意。

    谈完了公事谈“私事”；而私事也就是公事：胡雪岩的出处。左宗棠打算将他调到福建；但不必随他一起行动，专驻上海，为他经理一切。胡雪岩毫不迟疑地答应了下来。从第二天起，左宗棠便照商定的步骤，积极开始部署；除了战报以外，一连拜发了好几道奏折。第一道是：浙江的兵饷军需，十分困难，自顾不暇；应该拨给陕甘的协饷，请饬户部另筹改拨。第二道是，请饬新任浙江巡抚马新贻，从速到任，至于马新贻未到任前，浙江巡抚请由藩司蒋益澧“护理”。第三道是，奉旨拨解杨岳斌的“行资”八万两，于无可设法之中，勉强设法筹拨半数。

    第四道奏折与浙江无关——每天夏秋之交，户部照例催各省报解“京饷”；京饷不止于发放在京八旗禁军的粮饷，举凡王公大臣，文武百官的廉俸；大小衙门办公的经费；宗庙陵寝的祭祀费用；以及专供两宫太后及皇帝私人花用，每年分三节呈上的“交进银”，无不出在京饷之内，所以协饷可欠，京饷不可欠。福建欠海关税银十万两；茶税二万两，上谕催解：“务于十二月内，尽数解齐。倘仍饰辞宕延，致误要需，即由户部查照奏定章程，指名严参。”

    虽奉这样的严旨，左宗棠仍要欠上一次；因为非如此，不足以表示福建之穷，必须浙江接济。当然，欠有欠的方法，不是硬顶可以了事的；左宗棠的方法是，哭穷之外，将他闽浙总督应得的“养廉银”一万两，由票号汇到户部，作为京饷报解。

    第五道是请停止广东解浙的协饷。主要的作用是借此机会让朝廷知道，广东的协饷，对浙江来说是个“画饼”。所以，停止的理由，不过“现在浙省军务肃清，所有前项协饷，自应停止”这样一句；而“停止”以前的帐目，却算得很清楚，从同治元年正月到这年八月，连闰共计三十三个月；广东应解浙江协饷三百三十万两，可是实收仅二十八万。其中由厘金所拨者是二十二万两；曾国藩奏道，广东厘金开办起至这年八月底止，共收一百二十万，是则浙军“所得不过十成之二”。

    第六道是部署到福建以后的人事。奏折的案由是“办理饷需各员，请旨奖励”；附带请求调用。其中当然有胡雪岩，他本来是“盐运使衔”的“江西试用道”；左宗棠奏请“改发福建以道员补用，并请赏加按察使衔”，这报奖的文字，看来并不如武官的“请赏戴花翎”、“请赏加巴图鲁称号”来得热闹起眼；其实帮了胡雪岩很大的一个忙，因为由“试用道”改为“以道员补用”，只要一准，立刻可以补任何实缺；而“赏加按察使衔”，便可以署理阜司，成为实缺道员更上层楼的“监司大员”。在左宗棠来说，这一保，起码等于三年的劳绩。

    不过左宗棠拜发这道奏折时，胡雪岩并不知道；因为他人已到了上海。拿着左宗棠的亲笔函件去见“许七大人”；谈得十分融洽。将左宗棠所托之事，一一办妥；只不过耽搁了两夜，陪老母谈一谈劫后的西湖，与古应春盘桓了半天，便即原船回到杭州。

    回到杭州，第一个要想见他的不是左宗棠，而是藩司“护理抚篆”的蒋益澧；他早就派人在阜康钱庄留下话，等胡雪岩一到，立刻通知，以便会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