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翁，”与胡雪岩见着了面，蒋益澧哭丧着脸说：“你非帮我的忙不可！大帅交代下来了，浙江每个月解福建协饷二十万两；按月十二号汇出，迟一天都不准。这不是强人所难吗？”

    听得这话，胡雪岩也吓一跳。洪杨之乱，浙江遭劫特深，满目疮痛，百废待举，何来每月二十万两银子，供养入闽之师？当时估计，每月能凑十万两银子，已经至矣尽矣；不想左宗棠狮子大开口，加了一倍，而且日子都不准托，这就未免太过分了。

    “雪翁，”蒋益澧又说，“于公于私，你都不能不说话，私，老兄在大帅面前言听计从；公，俗语说的‘羊毛出在羊身上’，真是逼得非解这个数目不可，只有让地方受累。雪翁，你也于心不忍吧！再说，我到底不过是藩司。”

    最后这句话，才是蒋益澧真正的苦衷。目前巡抚的大印握在手里，令出即行，办事还容易；等马新贻一到任，认为协饷数目太大要减，他当藩司的，不能不听命。而另一方面左宗棠又是一手提拔他的恩主，且有承诺在先，不能不维持原数。这一下岂非挤在夹缝里轧扁了头？

    想了一会，胡雪岩觉得这个麻烦非揽下来不可，便点点头说：“好的。我来想办法。”

    “这一来有救了！”蒋益澧如释重负，拱拱手问说：“雪翁，谅来胸来成竹了。是何办法，可以不可以先闻为快？”“当然，当然！原要请教。”胡雪岩答说，“第一，我想请左大人酌减数目。”

    “酌减？”蒋益澧问，“减多少？”

    “总得打个七折。”

    “打个七折，每月亦还得要十四万两。”蒋益澧说：“如今军务肃清，我这个藩司不必带兵打仗，要在本分上做点事。你看——。”

    蒋益澧细数他该做的事，最有关国计民生的要政，便是兴修水利。浙江全境皆是土田，近山者瘠，近水者腴。兼以蚕丝之利，首重栽桑；而桑树的栽培灌溉，与水田的要求，没有什么两样。所以自古以来，在浙江做官，而遗爱在民，久留去思的，无不是因为在水利方面大有成就之故。

    浙江的水利重在浙北；浙北的水利父重在海塘。乾隆六次南巡，都以巡视浙江海塘为名，可以想见其关系的重大。海塘欲求完固足以捍御海潮，须用石塘；洪杨作乱以来，海宁一带的石塘没有修过，日渐坍圮，现在要及时修复，估计费用须上百万银子；迫不得已，只有先办土塘，暂且将就。“就是办土塘，亦要三十万银子。土塘料不贵，人工贵；大乱之后，壮丁少了，就是人工费。”蒋益澧说，“雪翁，这件事我亦要跟你好好商量；怎么筹得一笔款子，拿海塘修一修？万一海塘溃决，可是件不得了的事，一想起来，我真连觉都睡不着。”

    听蒋益澧这样表示，即令是娇饰之词，胡雪岩亦是十分可敬。“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他的本心不必问。听他的语气是想做好官；正不妨与人为善，趁此机会捧他一捧、扶他一扶，拿他逼到好官的路上，亦正是地方之福。想到这里，他毫不迟疑地答道：“请放心。我来策划一下，大家量力捐办，不是难事。”

    “那就再好没有。”蒋益澧很欣慰地，“还有西湖的疏浚，也不能再拖了。西湖水利，关乎杭州、海宁的水田灌溉；明年春天以前，一定要整理好，这也得好几万银子。雪翁，你倒想，我这个藩司难做不难做？有啥开源之道，真要好好向你请教。”

    “如今只有在盐上动脑筋。”胡雪岩答说，“倘能照我的办法，可以救得一时之急，一年半载，福建军务，告个段落；浙江不必再负担协饷，那时候就轻松了。”

    “我也是这么想，不过，盐法我不大懂；大帅倒是内行。”“左大人是内行？”胡雪岩很惊异地问。

    “这也无足为怪的。雪翁，你莫非不知道？大帅是陶文毅公的儿女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