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意单衔出奏；在折尾上声明：“时值冻阻，不及函商北洋大臣。”

    运道冰封，陆路仍可通行，显然的，这是一个很牵强的理由。沈葆桢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是盛宣怀特设的圈套，先则以“十七之期”对沈葆桢“当仁不让”；继而以恐误二批交银之期会遭损失，迫使沈葆桢单衔出奏，这种种设计，都是为了要出脱李鸿章，以便将来骗局败露时，李鸿章得以未与闻共事的局外人身分，易于回护。

    果然，四年以后骗局败露了。发难的是一个湖南籍的名士、国子监祭酒王先谦，上折严劾招商局管事道员盛宣怀等蒙蔽把持，营私舞弊。当时言路上很有力量，朝廷对一班“清流”的议论与主张，十分重视，当即饬下两江总督“痛加整顿，逐一严查。”

    其时的两江总督名叫刘坤一，湖南新宁人，对于李鸿章久怀不满。原来李鸿章自从“用沪平吴”后，一直视两江是他的地盘，官拜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却能巧妙地运用洋人，以及实际上办理洋务的关系，在两江安插私人，直接指挥；最使刘坤一不能忍受的是，李鸿章的妻舅赵继元在两江的胡作非为。

    赵继元是安徽太湖人，他的祖父名叫赵文楷，是嘉庆元年丙辰科的状元，赵继元本人亦点了翰林，但肚子里一团茅草，如何侥幸而得列清班，一直是个谜。不过，他本人倒也有自知之明，知道凭他的那枝笔，做京官决无出头之日，因而以翰林捐班为道员，在吏部走了门路，分发江南候补。那时的两江总督是曾国藩，当洪杨初年时，怕功高震主，决定急流勇退，遣散湘军，抚植李鸿章的淮军来替代；所以赵继元一到江宁“禀到”，便派了他一个极重要极肥的差使：两江军需总局坐办。赵继元凡事自作聪明，恃有妹夫李鸿章作靠山，在曾国藩以后的历任两江总督马新贻、李宗羲、沈葆桢，都不大能指挥得动他；沈葆桢病殁，继任的刘坤一，资格比较浅，就更不在他眼里了。

    除了赵继元对身在南洋而惟北洋之命是从的盛宣怀等人，刘坤一亦耿耿于怀，久已想动手了。因此，一奉朝旨，立刻派上海道刘瑞芬及上海制造局总办李兴锐，“调看该局帐目，逐款严查。”

    刘瑞芬是安徽贵池人，出身是个秀才，同治元年从李鸿章援沪，主管军械的采购与转运，以军功保到道员，曾经督办淞沪厘金，署理过两淮盐运使，是淮军系统中一名很重要的文官。

    刘瑞芬跟李鸿章的关系很密切，但奉命查办此案，却很认真，因为他为人比较正派，看不起盛宣怀那种奸诈取巧的小人行径；加以刘坤一为人精明，在授命之前将他找了去，率直警告：如果查得不确实，他会另外派人再查，“那时老兄面子上不好看，可别怪我。”

    其实盛宣怀搞的那套把戏，知道的人很多，刘瑞芬即令想为他掩饰也办不到；及至调出帐目来一看，疑问到处都是。刘瑞芬为了慎重起见，特为找了几个内行朋友来研究，其中之一就是古应春。

    “帐本说商股只有四万多银人，可是盛杏荪当时具禀两江，说‘已于十一月十八日公商定议，即于十九日付给定银二十万两’，这二十万两银子是哪里来的？”

    “根本没有这回事。”古应春说，“只要算一算日子，就知道他是假话。”

    光绪二年十一月十七日，照西历算是公元一八七七年元旦，盛宣怀当初跟沈葆桢说：“若逾十七之期，则受代人来，即无从更议。”即指新的年度开始而言。然则中历的十一月十八、十九，即是西历的正月初一、初二，洋人犹在新年假期之中，旗昌公司固然无人办事，外商银行亦一律封关，所谓“定议”，所谓“付给定银二十万两”，全属子虚乌有。

    其次是各省所拨的官款，总计一百万两，照数转付旗昌银行，银数固然分毫不短，但古应春深知内幕，指出这一笔百万银子中，盛宣怀等人中饱了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