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练成一支劲旅。现在上海有这样丰厚的饷源，那就是一等一的善地，大有可为了。

    但饷源虽厚，如果不能归自己掌握，依然无济于事。因而李鸿章接下来便想到上海的事权，以此向钱鼎铭询问。

    “江苏现在吃亏的，就是云集上海的大员太多，事权不一。

    照规矩说，该归薛中丞控驭一切，而其实上厄下制，少所作为。”

    “上厄？”李鸿章诧异地问，“莫非何根云还以江督自居？”

    “虽不以江督自居，却以苏浙两省的太上巡抚——”

    据钱鼎铭说，薛焕与王有龄感念何桂清提携之恩，庇护甚力，尤其是薛焕，近在咫尺，事事承命。他一再为何桂清请命，先跟王有龄合疏奏请“弃瑕录用，俾奋后效”。朝命不许，从而单独上奏，说嘉兴方面的官军将士，请何桂清去督剿，等克复苏州，再进京伏罪，朝命又不许。但何桂清始终还在上海，薛焕仅是为何桂清能不被捕，便已费尽心血，对公事上，自然就顾不到了。

    “那么，”李鸿章又问：“受制于下，又作何解？”

    这是指苏松太道署理江苏藩司的吴煦：他是上海的地方官，而且兼管海关，饷源都握在他手中。吴煦其人，自然是精明的一路，但对军务一窍不通，他的唯一办法是用重金、募洋将，自从用美国人华尔收复松江，益发以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句话是至理名言。可是大把银子散漫地花，反而养成了那班在本国立不住脚，到上海来找机会的“洋打手”的骄气，出兵以前，先索重赏；临阵之际，坐观成败；如果打了个胜仗，回来又索重赏。薛焕也觉得这样搞法，不是回事，无奈吴煦已成了地头蛇，而且他自己跟洋人打不来交道，只好听任吴煦去胡搞。

    “薛中丞也招过好几次兵，前后不下三四万人，无奈成军不能出队，一出队就打败仗。”钱鼎铭紧接着又说：“天下皆知善战者湘勇，所以薛中丞已派了人，携带重金到湖南招兵去了。既然如此，则善用湘勇，莫于湘人，吴人望涤帅如泰山北斗，既在治下，则不求涤帅又求那一位？”

    “我老师新奉节制五省军务的诏令，责任不轻。统筹全局，分其缓急，这也是他老人家身负艰巨，不能不持重之处。再说治军贵得人和，上海似乎另成一个局面，事权不专，办事也棘手，到那时辜负吴中父老的期望，心何能安？”

    “若说事权，既有节制五省军务的诏旨，在上海的薛中丞、吴观察，岂敢不听涤帅的指挥。在地方上，请转陈涤帅，我敢以身家性命担保，一定唯命是从。”

    听得这一说，李鸿章更觉事有可为。将彼此的谈话回想了一遍，认为薛焕到湖南招兵的情形，大可注意，因而在这方面问得特别详细。

    “听说薛中丞叮嘱招募委员，到湖南募勇，一定要挑那经过训练，历过战阵的老兵，庶几乎一经招募足额，便可成队，一经成队，便可出仗，一经出仗，便可成功。”

    李鸿章听罢哈哈大笑，倒弄得钱鼎铭愕然不知所措，以为自己说错了什么话？

    “调甫兄，你也在珂乡带过勇，打过仗，倒想想看，世界上有那样的事吗？照薛中丞的如意算盘，银子花出去就可以打胜仗，那何不打银子？兵勇枪炮都不用，只拿大把银子撒出去，长毛就会望风披靡！天下岂有斯理？”

    “是呀。”钱鼎铭说：“我们也觉得薛中丞求功太切，反倒不可倚靠。”

    “倒也不是求功太切的毛病——”李鸿章把下面的话咽住了，薛焕的如意算盘，毛病出在什么地方，他还不肯教给钱鼎铭学个乖。

    听完李鸿章的报告，曾国藩也觉得薛焕派委员到湖南募勇的办法，天真得可笑。“经过训练、历过战阵的老兵”，如果是能打仗的，何不在外头打仗立功，跑回家乡去干什么？薛焕所说的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