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津老龙头火车站下了车，袁世凯不回小站的“新建陆军”营地，骑着马直驰金刚桥北洋大臣衙门，求见荣禄。

    荣禄是慈禧太后的亲信，并有个无可究诘而疑云重重的传说。大约二十年前，慈禧太后得了一场大病，御医会诊，束手无策，下诏命各省举荐名医。直隶总督李鸿章举荐前任山东泰武临道无锡人薛福辰，山西巡抚曾国荃举荐现任山西阳曲县知县杭州人汪守正，进京请脉，诊断慈禧太后所患的是“骨蒸”重症，细心处方，渐有起色。特降懿旨：“薛福辰超擢顺天府尹，汪守正升任天津知府。”这一恩遇，既是酬庸，亦为了地迩宫禁，诊治方便。

    照历来的规矩，帝后违和，所有脉案药方，逐日交“内奏事处”，供大臣阅看。有那深谙医道的人，总觉得脉案极其高明，处方并不见得出色，甚至有时候有药不对症的情形。日子一久，才知道慈禧太后所患的是一种不能告人的病：小产血崩，经水淋漓。皇太后小产是天下奇闻，御医相戒，三缄其口，处方下药，亦就无的放矢了。

    薛福辰和汪守正，到底是读书做官的，胸中别有丘壑。病症是看出来了，既然说不得就不说！托名症象相似，由积劳积郁而起的“骨蒸”，却将治小产血崩、经水不净的药，隐藏在治骨蒸的方子中。用“说真方、卖假药”的诀窍，对症下药，果然收功。

    这就又出现了一个疑问，如果说慈禧太后是武则天，谁又是“莲花六郎”？众口耳传，就是这位丰神俊逸、最讲究衣着的荣禄。

    但是，二十年前的荣禄，并未因此加官晋爵，反倒失意了。当时南北两派势如水火，南派领袖沈桂芬与军机大臣大学士宝鋆，合力排挤附于北派领袖李鸿藻的荣禄，找个过错，交部议处，将荣禄山俗称“九门提督”的步军统领，一降而为副将。荣禄很见机，引疾奏请开缺，闭门闲居，到光绪十二年才外放为西安将军。

    这是个闲冷的缺分，倒亏他能守得住，一干八年，直到光绪二十年慈禧太后六旬万寿，进京祝嘏。正好恭王复起，重领军机，深知荣禄干才，保他重回步军统领衙门，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第二年调任兵部尚书。就此扶摇直上，再下一年升协办大学士。这一年——光绪二十四年，在四月二十三，皇帝下诏“定国是”，决意变法维新的第十天，由慈禧太后授意，升荣禄为文渊阁大学士，实授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直隶总督号为“疆臣领袖”。但是，这个缺分的重要，在于兼领北洋大臣，而从光绪初年，李鸿章督直，一意讲求坚甲利兵以来，北洋更掌握了举国主要的兵力，成了真正的“疆臣领袖”。慈禧太后派荣禄出镇北洋，勒兵观变，下的是一着足以制新党死命的狠棋！

    荣禄手下有三员大将。一个叫董福祥，字星五，甘肃固原的回子。同治初年，西北回乱，董福祥亦是其中的头目之一。后来为左宗棠西征最得力的将领刘松山所败，投诚改编，反而在平回乱中建了大功。如今官拜甘肃提督、加尚书衔、赏太子少保。所部称为“甘军”，是一支骁勇善战而风纪很坏的骑兵。

    再一个是聂士成，字功亭，出身淮军，是李鸿章的小同乡。甲午年朝鲜东学党作乱，中日同时发兵援韩，聂士成随提督叶志超率师东渡，以孤军守摩天岭，设伏大败日军，阵斩日将富刚三造，算是淮军的后劲。又通文字，曾匹马巡边，著《东游纪程》，亦算是儒将。所部号为“武毅军”，半仿德国式的操法，实力颇为可观。

    再一个就是袁世凯。甲午中日之战以后，他虽保有浙江温处道的实缺，却不愿赴任，因为道员升监司、升巡抚，起码也得十年的工夫，功名心热的袁世凯，一心只想走一条终南捷径。于是上个条陈，主张练一支新军，以矫绿营的积弊。当国的李鸿藻和荣禄，接纳了他的建议，招募了七千人，就天津以南，土名小站的新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