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兵部火票递来一份明发上谕：“浙江按察使着李元度补授”。曾国藩接到这份上谕后甚是恼火。

    原来，李元度祁门请罪不赦之后，一气之下，从粮台索回欠饷，将平江勇解散，径直回湖南去了。不久，圣旨下达，李元度被革去徽宁池太广道员职。曾围藩期望李闭门思过一段时期后再来找他。谁知李元度却又跟王有龄联系上了，募集八千人，号称“安越军”，浩浩荡荡地由湖南开拔，经江西进浙江，沿途又在义宁、奉新、瑞州一带打了几场胜仗。江西巡抚毓科向皇上请功，皇上赏他布政使衔。进入浙江后，王有龄为长期留住这支军队，又竭力向皇上保荐，于是有了这道上谕。李元度不服管束，不讲交情，三番两次明目张胆地背叛湘军，投入一贯对湘军怀着敌意的何桂清集团，这种以中行待老友，以智伯待怨仇的行为，使曾国藩由恼而怒，由怒而恨，过去患难与共多年的友谊已不复存在了，结儿女亲家的答谢诺言也不必兑现了，这两三年逐渐压抑下去的偏激性情又乘隙而生。他不要幕僚代笔，亲拟一份奏章，给李元度列举三条罪状：一为革职后不静候审讯，擅自回籍；二为义宁、奉新、瑞州无贼情，亦无接仗，系冒禀邀功；三为赴浙途中节节逗留，贻误战机。并承认自己用人不明，保举有误，请皇上将李元度交部严处，永不录用。

    曾国藩由此想起李鸿章为李元度说情之事。为失地将领说情固然不对，但李鸿章离开祁门一年多来，袁甲三、胜保，德兴阿、王有龄等人多次邀请他，许以重保，李鸿章都不为之动心，宁愿在江西赋闲，宛如那年在建昌旅馆候见时一样。

    与李元度的见异思迁比起来，李鸿章的一片忠心是多么地难能可贵，何况其才其谊又都在李元度之上！曾国藩想到这里，立即派彭寿颐带着他的亲笔信，前去饶州府接李鸿章来安庆。

    李鸿章来了。他对恩师的认识，比恩师对他的认识还要深一层。他知道，恩师虽以理学名臣誉满朝野，但决不是一个迂腐的理学先生，既深谙历代权臣的用人之术，又有自己一套识别、考察、培育、驾驭、笼络人才的办法，被训斥而改换门庭的人会令其恨之入骨，相反，疏远之后仍忠心不改的人，则会获其加倍的重用。曾国藩的这一手，果然被李鸿章看准了。年家子、受业生，再加上精明、才情和忠心，使李鸿章重入曾国藩幕后，受到了这位权绾四省的恩师的格外垂青。

    这时，陈玉成受苗沛霖之骗，死于胜保之手，而李秀成以苏福省为基地建设第二个小天堂的事业，则达到鼎盛时期。

    整个苏南，除冯子材驻扎的镇江城及上海一隅之地外，全部上地都在李秀成手里。李秀成注意发展经济，实行轻税制度，赢得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农民作歌称赞：“毛竹笋，两头黄，农民领袖李忠王，地主见他像阎王，农民见他赛过亲娘。”苏州、常州市民纷纷建牌坊，表达他们对忠王的崇敬。李秀成又在江西铅山收容了从西征路上撤退回来的石达开部将童容海、朱衣点等二十万人，军势益发壮大，随即一举攻克杭州，王有龄被迫自杀。太平军在苏南、浙江一带如火如荼的声势，使上海日夜处在惊惶之中。

    上海是中国第一富庶之城，每月仅厘金、捐输的收人就达六十万两银子，外国人麇集此地，以何桂清、薛焕为首的江浙逃亡官吏和以钱鼎铭为首的江浙逃亡士绅也都聚集在这里。洋人和官府都组织了武装力量，试图阻挡太平军向上海进攻，其中最著名的是美国人华尔指挥、全用洋枪洋炮武装的中外混合军——常胜军。但毕竟力量不足，于是公推钱鼎铭前往安庆，请曾国藩速派湘军来上海。

    饷银极缺的曾国藩，绝对不能眼看上海落入太平军之手，他派人火速赶到荷叶塘，要正在家休养的九弟担负这个任务。

    曾国荃不答应。他的眼睛盯着江宁城。攻下安庆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