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了，不是一切都完了。

    总司令作了关于撤退程序和在突围条件下组织军队指挥的指示后，告别说：

    “快点走，巴格拉米扬同志。让基尔波诺斯也别拖延。法拉列耶夫将军将保障您由波尔塔瓦飞到皮里亚京地域。”

    我毫不迟延地到了西南方向空军司令员那里。O·F·法拉列耶夫将军说，已为我调来了一架由有经验的机组驾驶的高速轰炸机。

    看来一切都还顺利。但是有一个情况使我困惑不解：西南方向军事委员会赋予我那样重要的全权，却没有文件为证。不错，当时要考虑飞机可能被击落，那样的文件落入敌手，是很不妙的。……

    由于气候恶劣，我们只能到第二天再起飞。我被安排坐在射击通信员的透明炮塔里，这里视界广阔。两架歼击机负责护送我们。它们把我们送过战线后就调头飞回去了。就在这时，地平线上出现了四个白点。飞行员没有转弯，驾机全速向西飞去。我们还算幸运，飞过了敌歼击机狙击网。下面就是指定地点格列边卡机场了。机场以不好客的态度迎接我们，高射炮从地面开了火。直到飞机发射了一串表示“我是自己人”的信号弹后，高射炮才停止射击。机组让飞机安全着了陆。大家刚下飞机，就见一个人正拼命朝我们跑来。

    “你们怎么搞的？”他老远就嚷起来。

    一个带着天蓝色领章的大尉跑近后，吃力地喘着粗气。

    “你们怎么搞的？！机场已经布雷了！”

    我们只能庆幸机场的雷布得不好。

    这位大尉原来是机场勤务营营长。我向他要了一辆汽车，以便去方面军司令部。许多指挥员和红军战士围住了我们。一张张年轻的被风吹粗糙的脸上流露出十分惊奇的神色：一个将军从哪里并且为了什么要飞到我们机场来呢。（这是许多战地会见中的一次，我当然记不起机场交谈者中的任何一个人了。但是在我的《第聂伯河上的军人城》一书出版后，对该书有反应的读者中有一个得过很多战斗勋章的预备役上尉阿纳托利·费奥多罗维奇·迈科夫。他在信中提到了这次会见。）

    大家接二连三向我提问：

    “将军同志，我们真的被合围了吗？”

    “我们怎么办呢？退还是打？”

    看得出，人们感到苦恼的是不了解情况，而不是恐惧。他们看起来很平静，彼此还寻衅地开点小玩笑，说着恰当或不恰当的俏皮话，总而言之，他们举止同平常年轻人聚集很多时的举止一样。

    我试图简短地回答他们的问题。我向他们解释，我们的最高统帅部很了解方面军的处境，正在采取一切措施帮助我们。

    不久，汽车开来了，我热情向我的交谈者们告别。

    我不无困难地找到了方面军司令部，它位于皮里亚京以北上亚罗夫卡镇的一个村子里。图皮科夫将军抱住了我。

    “啊！我们的浪子终于回来了！”

    看着他瘦削的脸和深陷的、仍然那么快活的眼睛，我想：

    我同这个聪明、诚恳的人彼此这样亲近，多好呀！

    图皮科夫诉说了自己的灾难。当大本营禁止撤退军队后，他决定发出一份关于方面军状况的详细报告，并作出结论，继续扼守基辅是不可能的。基尔波诺斯拒绝签署这份电报。它是由方面军参谋长签字后发往莫斯科的。第二天，总参谋部发来了答复。电报指责图皮科夫张皇失措，对战事判断不客观。他一直为此感到难过。当我向他介绍总司令的新命令后，他精神振奋地说：

    “就是说，我对了！”他着忙起来，“我们去见司令员！要快。如果我们迟延，合围圈就会牢固得无法突破了。”

    方面军首长在距司令部几公里的小树林里。我们乘车前往。途中，图皮科夫将军向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