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哉游哉地度假去了。哈金斯比他还要糟糕，他是波士顿一个世家的浪子，中学也没有念完就退了学。他在军队中的晋升，只因他精于马术，是个勇敢的马球队员，乔治·巴顿需要轻松一下时陪同他骑马的伙伴。他在第二次大战中是巴顿的副参谋长，他那时的绰号是“枪通条”，是因为他贯彻巴顿的命令雷厉风行而得来的。但是和巴顿一样，他自己有时却不那么遵守命令。这一点，在他接到指示要他向总统如实报告越南战争进展情况时，表现得尤其明显。肯尼迪明白指出他需要知道一切情况，不管消息好坏。但哈金斯却不喜欢把坏消息往上报，他认为这对他不利，他的一切做法让人感到仿佛他的使命就是万事只求表面上不错就行了。他一到西贡，就对美国记者说，他是乐观主义者，也喜欢看到他周围的人都是乐观派；还说，今后给华盛顿的每日情况估计汇报可以叫做“进展报告”。他要使人完全相信，在他的领导下，反对越共的战斗将会不断进展。

    瑙尔汀和哈金斯都同意，一切问题都取决于吴庭艳，没有他什么事也办不了。同时，既然对他的政权进行批评只会激怒他，那就不要批评。用《纽约时报》霍默·比加特的话来说，这就变成了“与吴庭艳共存亡”的政策。吴庭艳很快就认识到，他完全可以为所欲为地来利用这两个美国人。

    哈金斯到后对越共发动的第一次进攻称为“日出行动”，这倒很恰当。哈金斯告诉记者说，他计划建立一系列设防的“战略村”，由民防队防守；同他一起搞这个计划的就是越南总统的弟弟吴庭儒。紧接着华盛顿得到的报告是，战略村已获得惊人成功，农村人口的1/3以上都居住在战略村里。战局看来已开始扭转。从西贡来的报告全是好消息。怀疑哈金斯所作估计的人可以拿瑙尔汀的估计来加以核实，因为后者也是同样觉得一切如意。

    实际上，战略村的试验完全失败了。除了那些居于高位的人之外，什么也没有变。他们现在是通过发布新闻在进行战争。从战地来的报告都由哈金斯重新改写，悲观和不受欢迎的消息全部删除，代之以彻底的虚构。反对这样做的校级军官——他们中的确有人表示过强烈反对，最令人难忘的是约翰·保罗·范恩中校——就调去担任不受欢迎的职务，在他们的档案上写下可能从此断送他们的军人前程的评语。另一位职位仅次于哈金斯的将军巡视了前线，发现整个形势全然不同于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团长亲拟的电报所作的描述，于是就写了一份报告给哈金斯，列举战争实情。哈金斯竟在报告的边上批道：“谎话”，“谎话”，“又是谎话”，然后往档案柜里一塞了事。实际撒谎的是他自己，而能够揭穿他的谎言的只有美国报纸派驻越南的记者发回国的消息。哈金斯为了替自己辩解，便说那些记者危言耸听，甚至干脆骂他们为卖国分子。他偶尔也承认受挫，那是因为他别有企图，他要借此多搞些兵、枪炮、直升机。他警告说，如果不给他补充，就是文官想拆军队的台，任何人只要还记得当年中国的往事，准知道会产生什么结果。

    要是越共发动春节攻势或其他攻势，这个单人新闻社可能在一开始就暴露了。但当时的情况却是游击队的活动恰好有所下降。这正是那些操纵新闻的人求之不得的机会。他们宣称，“日出行动”已经为战场带来了晴朗的天空。他们兴高采烈，而华盛顿也为他们的这种扬扬得意的情绪所感染。马克斯韦尔·泰勒说，他已感觉到在越南将出现粉碎越共的“一次伟大的全国性运动”。麦克纳马拉说：“一切统计数字都表明，我们正在赢得战争。”肯尼迪总统是又惊又喜，当下就批准了把西贡的司令部从2000人扩大为1.6万人，把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升格为美国驻越军事援助司令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