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默认秉常兼并西域之行为。
自此,秉常得以全力经营西域,再无东顾之忧。而宋朝在全面收缩之战略下,也乐得换取西北边境之安宁,从此可以着力消化收复的河西之地,进一步巩固在河西的统治。
这一策略效果显著,虽然有情报显示,在绍圣五年,已然兼并高昌、龟兹,并且数度大破黑汗,眼见着就要并有西域全境的西夏,在迁都高昌后,悄悄地恢复了年号。但是,这几年来,宋夏边境,却是的的确确做到了和平相处。而其直接的结果,便是两国互市规模不断扩大,宋朝从河西至横山、河湟,户口滋衍,府库充盈,阡陌相连,羊牛成群。而宋军大量转为屯田军,不仅极大减轻了朝廷的财政负担,连带着让陕西腹地,也得到了自唐朝安史之乱以后难得的休养生息时间。绍圣五年,朝廷更是在横山、河湟、河西诸地,做了一件旷古绝今的大事:朝廷征召了三千余僧道,在这些地区大做法事,超度死于战争中的亡魂——这倒并非没有先例,但此后,石越又下令这些僧道深入各番部,替各番部免费医治人畜,朝廷并为此拨出三十万贯缗钱,购买草药,赐予诸部落。
石越此举,固然显示了如今宋朝西北各族关系之和好前所未有,亦间接展示了宋朝的财政状况是怎样的良好。
的确,时至今时今日,汴京的物价,仍然未能恢复到七八年以前的水准,但自熙宁十八年发行盐债开始,尽管围绕盐债之事,争议不断,甚至偶有紧张之局面,但得到司马光与王安石支持的盐债,毕竟得以顺利发行,朝廷得此巨额资金,不仅可以为交钞、钱庄存款提供担保,而且还帮助朝廷度过了财政困难之时期。
在交钞与钱庄稳定之后,尽管很快在海外之凌州与金洲又发生了战争,但原本预期将惨淡经营的海商与东南作坊,却也因为封建,获得了新的机会。自熙宁十八年开始,每年都有不同数量的宗室之藩,他们在汴京与杭州大量变卖资产,以购买需要的物品,并募集人才与劳动力,大宋朝一百余年来宗室的财富积累,在几年之内,几乎全部投入流通市场,这本身就足以令汴京与杭州的交易活跃繁荣,由此带动的一个个地区、行业的繁荣,效果更不可估量。而到了封国后,为筹措最初的资金,诸侯们更是不惜大量地出卖利益,从最普遍的承包市舶务关税,到开放矿山,更有甚者甚至雇佣武伴当为佣兵,替他们征服夷人,然后诸侯与佣兵们坐地分成,分享赋税……
海商们在诸侯国或身居要职,或与诸侯们分庭抗礼,但多数人仍然甘愿当宋朝的臣民,他们也给宋朝朝廷带来了可观的税收。绍圣五年,朝廷在市舶务关税、海外商品禁榷专卖两项收入上,便超过了一千万贯缗钱。而这,还是在宋辇交恶,东西商路几近断绝的情况下取得的。
东南诸路更趋繁荣,不仅两浙、福建诸路远胜旧观,湖广四路的户口、垦田数、粮食产量、税收,更是逐年增长。而益州路历五六年之休养,亦已渐渐恢复元气。在划定蜀币区、禁军大举北撤后,益州物价渐渐平稳,此后五年间,朝廷在益州小心翼翼地回收着纸币,至绍圣五年,益州的情形,看起来反比以往作为铁钱区时更加乐观。虽然朝廷仍未开放蜀币与交钞之兑换,人们出入益州,携带钱钞无用,只能带货物或者黄白之物,但这与以往实施铁钱区时一样,货币的不能通用,反倒促进了益州与外界的贸易。而蜀币作为铁钱所没有的优点是,发行蜀币成本远远低于铁钱,而铁钱易于盗铸,携带不便,蜀币则反而盗印不易,携带方便。五年时间,不仅益州军民早已接受蜀币,据唐康所知,更有商人不惜干犯法令,私下里替出入益州的旅人兑换交钞、蜀币,在那些商人那里,一贯蜀币甚至能换到一贯二十文的交钞。也就是说,在实际上,蜀币已比交钞更值钱。
的确,益州的自我恢复能力是惊人的。只需朝廷安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