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就会扛起锄头，自己养活自己。陈元凤在益州，只花了不到两年时间，剿抚并用，就平息了益州全境的盗贼，并因此升任转运副使。

    叛乱的西南夷在几次主动出击骚扰皆被王厚、慕容谦击败后，很快便不敢再挑衅宋朝。眼见着一两年间宋军都未来征讨，这些叛乱的部落顺理成章地又重新开始了互相之间的仇杀，在陈元凤、王厚、慕容谦、何畏之的暗中挑拨、收买、分化之下，三四年间，这些部族要么重新归附宋朝，要么早已经将项上人头，悬在了戎州的城门之上。

    绍圣五年，陈元凤甚至上了一份雄心勃勃的奏状，请求朝廷允许他发益州之兵，清算当年西南夷叛乱时的领头部落，乃至要惩戒后来曾经接纳过某几个部族投附的大理国。

    在司马光做主的政事堂，这份奏状当然不可能被采纳。因怕陈元凤惹是生非，司马光干脆将这位如今已是赫赫有名的“能吏”，以“历练”为名，升任河北路学政使。

    绍圣五年的司马光，是如日中天的司马光。无论他做什么事，两府都没有人会反对。

    在这一年，朝廷如约赎回了第一批五年期的盐债，没有一文钱的拖欠。旧党中与司马光渐渐疏远的那群人，虽然也有极少数的人，将此视为自己持续五年抗争的胜利，宣称朝廷只是勉强做了件理所应当的事，但大多数人，要么沉默不语，闭上了嘴巴，要么公开转变态度，赞扬司马光。

    仿佛这全是司马君实的功劳！唐康在心里面愤愤不平地想道。仿佛这全是司马君实的功劳！

    其实谁都知道，若非是石越，甚至若非是有王安石在杭州主持东南之盐债、封建诸事，根本便不可能有今日之局面。然而，汴京的旧党们记不起远在杭州的王安石，也将石越的功绩视为理所当然，在他们看来，这一切的关键，全在于当初司马光坚定地支持了石越。

    世间之事，便是如此荒诞可笑。

    所以，这一年，司马光的威望达到了顶点。

    但绍圣五年的司马光，亦是暮气沉沉的司马光。

    这位七十多岁的司马相公，已经不能每日上朝，只能五日一朝。政事堂的政务，几乎全部是由石越与范纯仁主持。而这位左丞相所做的事情，则是拒绝了陈元凤清算西南夷逆首的奏状，驳回了文焕、薛奕请求西征注辇国的奏状，默认了李秉常在高昌恢复年号，委曲求全地继续执行与契丹这份早应终止的条约！

    他支持的惟一一件大事，是再发行五百万缗新债券，用来筹措资金，修复陕西的灌溉水道。绍圣五年，朝廷国库倒并不缺钱，只不过石越与两府皆认为国库里应当多留一点积蓄，以备不时之需，而直到那时候，在究竟应当继续回收交钞，还是可以适当再发行一些交钞之间，两府依然拿不定主意。这一点上，每个人都是惊弓之鸟，不管食货社提出多少理论，太府寺怎么进谏，甚至连石越都固执地认为，在国库储备的金银铜与发行的交钞最少达到一比三之前，绝对不宜再发行交钞。司马光显然也持这种心理，于是，发行适度的债券，反而更加容易得到两府的支持。

    总而言之，司马光依然抱着他熙宁十八年所定下的策略，不肯做出任何改变。只要没有人来侵犯大宋，他便不希望兴起一丝半点的边事，无论那对宋朝有利还是无益；只要财政不出问题，他便希望将当前的政策继续维持下去，最好不要有任何新的冒险政策出现……

    但是，司马光甘心如此，可并不代表这个国家甘心如此！

    这不是一个安静的时代。

    亦不是一个属于七十多岁的老人的时代。

    虏帐冬在沙陀中，

    索羊织苇称行宫。

    从官星散依冢阜，

    毡芦窟室欺霜风，

    春粱煮雪安得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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