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的爆发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重大步骤，是其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卢沟桥的炮声唤起了中国人民团结御侮的抗战精神，促进了中华民族抗日救国的新觉醒，从此揭开了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的序幕。

    在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便发表了《中共中央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及时表明了坚决抗战的严正立场。在中共的号召和推动下，全国各界的群众团体纷纷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对日宣战。但是，国民党政府企图把这一事件作为地方性的问题予以解决，并要冀察当局与日本进行谈判。后来，由于日军的步步进逼，同时也慑于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巨大压力，蒋介石不得不于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准备“应战”，但实际上仍然没有放弃妥协退让的立场。下面是蒋介石庐山谈话的全部内容：

    各位先生：

    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止，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诸位关心国难，对此事件，当然是特别关切。兹将关于此事件之几点要义，为诸君坦白说明之：

    第一，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本年2月三中全会宣言，于此更有明确的宣示。近两年的对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乱态，统统收入外交的正轨，去谋正当解决。这种苦心与事实，国内大都可共见。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跟着今年2月三中全会对于“最后关头”的解释，充分表现我们对于和平的爱护。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的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第二，“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方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发生的征兆；而且在事变发生前后，还传播着种种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组织，要驱逐第29军，要逼迫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可想见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的。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极，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和平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地出入于我们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极人世悲惨的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了6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500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北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第三，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