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末出生的周建明是农民的后代，祖祖辈辈种田为业。他的父亲属于农村那种稍有见识又有几分精明的种田人。解放后十多年间，农民翻身作主的“边际效应”开始递减。满腔热情的期盼，在生活贫困的现实中消退。周建明是在新时代饥寒交迫中降生的，他是家里四个孩子中唯一的男孩，也是父母多年的期盼。周家在村里是小姓，农民说话常常靠拳头作后盾。周家缺少这样的底气。鸡犬相闻，家长里短，难免口角是非，在这些邻里纠纷是非争斗中，吃亏的常常是周家。他的父亲脾气暴躁，可在这些理直气不壮的争斗中又只能忍气声，常常气得脸色发紫，还无处发泄。所以，他恨不得生出十个儿子，也有个出头之日。可周家就是没这个气数，偏偏生的都是女儿。母亲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生下了周建明，算是老天有眼，两口子盼来了个儿子。可周建明生不逢时，大炼钢铁的火焰，烧遍了大江南北，公共食堂的大锅里已经是清澈见底了。

    周建明生下来不到二十天，大队那位满脸麻子的书记来到村里，听说有一个女劳力在家坐月子，来了精神。一蹦三跳地来到周家，说本大队还没有听说过那个女人现在有坐月子的习惯，必须马上到工地上去，否则他正要抓一个典型到工地游行，借机推动本村的炼钢运动。就这样，周建明的母亲拖着虚弱的身躯，丢下襁褓中的儿子，上了炼钢前线。夜深，母亲回家的第一件事是小心翼翼从衣兜里把节省下来的两把米掏出来，放在小石磨中碾成米粉，制成米糊，作为周建明一天的口粮。终于有一天等到深夜，周家的姊妹们没有等来自己的母亲。极度的疲惫和饥饿，母亲在黑夜的山道上一脚踏空，栽下了几丈深的悬崖。第二天，乡亲们找到僵硬的母亲时，她的一只手还紧紧捂着胸口的那把米。安葬母亲，一家人除了眼泪，别的什么都没有。父亲又照样上“前线”。

    小时候的周建明是跟着几个姐姐，在几分怜悯、几分同情、更多的冷漠和歧视中长大的。童年的记忆中，他有过可怜巴巴、边咽口水边看人家吃白米饭的刺激；在清明节的夜晚像幽灵那样，踏着朦胧的月夜，跋涉在阴森的墓丛中，寻找孝敬亡灵的米粑、荷包蛋解馋；也曾玩命追赶狐狸，夺下半只老母鸡兴高采烈地回家打牙祭。令他终身难忘的是四岁腊月小年，父亲提着好不容易积攥的几十个鸡蛋，去公社小镇上换点年货。天色已是黄昏，周建明在村头通往镇上的路口，望眼欲穿还不见父亲身影出现，村子里早就“辟辟啪啪”响起了新春的鞭炮声，香喷喷的年饭从家家户户的门缝里钻出来，简直把人的鼻子都要拉走。可自家灶台冷冰冰的。他顺着一股大蒜烧肉的奇香，不由自主走到邻居的门前，门虚掩着，周建明从门缝里望去，八仙桌前围坐了一家人在吃年饭，他贪婪地从门缝里吸允着随风飘出的香味，眼睛痴呆地望着屋里喜庆团圆的情景。突然屁股上重重地挨了一脚，猛然回头，父亲一双然烧着怒火的眼睛紧盯着他，一双大手像抓小鸡一样把他提回了家，然后关上大门，指着周建明的鼻子说，没见过吃饭？算什么东西？叫花子！你祖辈上还没有一个。凭本事比人家过得更好些，才是能耐。今后再看见你这样丢人显眼，你就别进这个门。这不是骂，但比挨骂还难受。话不多，字字像钉子，钉在周建明的脑子里。

    直到现在，他始终没有忘记父亲说这番话的复杂情感，长大了慢慢理解了他的做人准则。他是个极要面子的人，但面对生活的艰辛，又无能为力。他寄希望于周建明这一代不走他们的老路，当他发现周建明违背了他理想的设计，就感到大失所望。在周建明七岁的那年，父亲把他送进了学校，白天在学校念书，晚上在家要读一些课外书。父亲认为，现在的学校不读“四书”“五经”，不教学生写毛笔字，是误人子弟。父亲自小读过几年私塾，常常给他讲私塾先生如何严格要求，私塾先生用戒尺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