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也就二十三四岁吧
当夜深人静，扪心自问，为什么这“瓜”就不该我“摘”？为什么我就不能去“摘”？假如再走到月色撩人的树影底下，张望保密室的窗户子——因为工作需要，那窗户子上加装了很粗的铁栅栏，左一道右一道，竖一道横一道，把天空分隔成许多块较小的长方形——再看到她站在窗户子后头用一种淡漠空洞但又固执矜持的眼神，呆望窗外白杨树上一个个干黑干黑的大鸟窝，我心里依然会有点难过，有点怅惘，也有点无奈，胸臆间还会有点隐隐作疼……
那天派小哈来找我的领导，就是那位年轻的宋镇长。领导传唤，我自不能怠慢，赶紧扔了抬把子，弯腰去抓一大把雪，使劲搓净手上的煤屑，慌慌地上那土楼里去了。
我们这幢土木结构的办公楼，说是“楼”，其实一共只有两层。但当年那也是哈拉努里镇上惟一的“楼”了。镇长办公室在二楼尽东头。我敲开门时，屋里还有别人，好像是从口里来推销什么种子化肥办公用具，或拖拉机零配件的。见进门的是我，宋振和朝门旁一个半人高的大木箱指指戳戳了一下，意思是让我在那儿坐着等一会儿。
这小子只比我大四五岁。所以，只要面对他，或者，每每地坐定下来一想起他，我总免不了会有许多的沮丧或忌恨。而让我感到特别沮丧和忌恨的是，即便我铆足了劲儿，再干个三四年，四五年，也绝对干不到他现在这份儿上——原因，很简单，这小子确实比我能干。有人说，他之所以能干到这份儿上，是因为他有一个当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的爹。其实这话说得不够全面，也不够准确。他的确有个老资格的爹，当年随大军打过来，后来留下做地方工作，一直干到县的组织部副部长。有这么点“本钱”的他，跟没这点“本钱”的我们相比，肯定是不一样的。这一点，别说搁在“封建”了几千年的中国，就是搁在“民主”了几百年的欧美各国，我想也会是有所不同的。但，他的这点“本钱”，实际上并没帮上他太大的忙。第一，他的老爸只是个“副”部长。人说“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又说“副官副官，吃饭转圈”。第二，这个“副官”还是“邻县”的。这和在本县当官的效用又差一大截。第三，也是最操蛋的一件事是，当他跟我现在似的，还只是一名普通的乡政府办事员，特别需要他这位老资格的爹提携帮衬的时候，他这位老爹却病倒了，紧接着就病退了。更操蛋的是，他老爹还不是就地病退，而是一脚就退回几千公里以外的老家去了。特别操蛋的是，还把一家老小全办回去了。原先就只不过是邻县的一个副部长，现在又走了，而且全家都走了，跟这儿完全切断了关系。你想啊，他还能留下多少余威、余势、余荫……来提携和帮衬他这个儿子？当时他老爹就顾虑到了这一点（姜还是老的辣），执意地要把他也一起办回去。老爹说，全家都走了，我肯定也没多少日子能活的了，剩你自己一个人呆在这么个边远地区求发展，会很难的，还是跟家里人一块儿走吧。他死活不走，说老家的羊肉没法吃，说老家的空气太腻歪人（潮湿），说老家的房子太拥挤街道太弯曲地平线太短小天空太低矮，老家的人瞧外来户都斜着眼等等等等，说了一大堆狗屁理由，总之，不走。果然就独自留了下来，娶妻生子、成家立业、一步步走上公社团委书记和镇长的位置、包括跟那位哈采英同志确立非同一般的两性关系等等等等，应该说全靠他自己。正如他老爹临死前给他的评价那样，这小子，能走到这一步，不容易，着实不容易啊。我经常在想，假如，也给我这么一个爹，也让我经历他后来经历的这一切，我敢保证自己能干得像他这样见成效吗？我的答复是：不敢。这正是长久以来，每每面对他，我总多多少少会感到一点沮丧，一点自卑，一点忌恨……但又没法不让自己敬佩他的主要原因。
几分钟后，他匆匆把那俩家伙打发了，又朝其中一位坐过的那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