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脱了个精光，撂在这张大长桌上，抓起大把大把的雪，往我腿上脚上手上脸上身上一个劲儿地搓擦。好大一会儿工夫我仍然没什么感觉。我想那时候假如他们把我直接扔到焙红了的火炉盖上，我也不会有什么感觉的。然后，渐渐有了一点冷热感，便开始剧烈抖动，抖个不停，抖到吃不住劲儿了，紧咬住牙关，直哼哼，直呻吟：“受不了了……真受不了了……”到底什么时候才不抖了，从哪个时候起浑身上下才又重新开始感到火燎火灼般疼痛，完全说不清楚了。再往后，那些人便把我埋进大厚被窝里，再封盖上好几件老山羊皮袄，并咕嘟咕嘟地灌了我十来口散装的高粱烧，我便满颊生云，云山雾罩，如一团烈火般地死睡了过去。这一觉睡得特别踏实，酣畅。可以说，八辈子都没这么踏实过。

    一直睡到第二天上午九点，我还想睡。宋振和在我耳朵跟前吆喝：“嘿，你小子别太舒服了！所有领导都在等着哩。”这才赶紧爬起。一睁眼，才得知，正等着我的一大帮子官员中间，除去宋振和，还有镇党委的张书记，区县临时班子的主要领导，还有省委省政府和省军区的一些什么领导。甚至还有六七个穿着正规军服的现役军人。他们是各级人民武装部的军官。还有两位军人，据说是专程从北京飞来的。据说这一二十人在这儿已秘密地开了一天半的会了。前天，之所以让我推迟一天出发，就是因为那二位北京来的领导临时发生变故，没能及时赶到。也正是为了保密的需要，他们才选中这个“偏僻”“简陋”“不为常人所知”和“已经下令撤消”的“三五零八兵站”做会址。当时我第一个反应，居然不是去寻思这许多官员秘密聚集在这儿到底在商议些什么，他们商议的这事儿跟派我去冈古拉当那个狗屁校长到底又有啥关系，而是为兵站的司务长担心。他怎么能在这么一个狗屁地方完成这么高级别一个会议的后勤保障任务呢？住的问题还比较好办。虽然大部分房子都拆了，院子里还长满了半人多高的枯草野蒿，好在兵站除办公室外，还保留了两排营房，门窗和屋里的取暖设施都还齐全着，再收拾出三几间办公室，专供北京和省里来的同志做“高间”，这么一凑合，也还能过得去。最难办的是吃的问题。虽然那个年代的领导干部还没像现在的这样讲究吃喝，但毕竟也是一二十张嘴啊。多高的标准不去想，文件规定的四菜一汤，你总得全面落实吧？再不讲究，这四个菜总得以荤为主吧？但兵站的猪圈里，当时一共就剩那两个半晃晃悠悠特别缺钙的架子猪。说它是“架子猪”，因为这“哥俩”真的只剩一副骨头架子在顶风傲雪，却不见有半点儿肉膘来安抚人心。更不好办的是，由于会事必须严格保密，不能提前通知人去搞突击采购。所以，这“吃”的问题确曾让会议组织者一度好愁了一阵。所幸，宋振和的小脑袋瓜够用。他当然知道，会议在他管辖的地面上召开，招待好八方宾客，是他这位当镇长的应尽的“地主之谊”。临出发，他果然从某处搞来一头足以让人眼明心亮的育肥猪，秘密地宰下，刮洗干净，精选其中最动人的那一部分，约七八十公斤左右，带了过来。这样，再加上兵站平日里养的那几十只鸡，攒下的那几十斤鸡子儿，自己试种成功的一点韭黄，再加上地窖里那点“老三样”存货：白菜土豆萝卜，那点紫皮独头大蒜，那一大堆剥了外皮以后个个都晶莹如玉的波斯种洋葱，会议的伙食基本得到了保证。（省军区也给兵站下达了命令，要他们尽最大努力，做好这次会议的接待工作。）

    匆匆填下几口早饭，宋振和便把我带进“会议室”。几分钟后，我就得知，冈古拉发生了一件天大的事：有一百五十名调拨充实到冈古拉农场去的退伍军人，连同他们的家属，一共三百二十三人，（其中还有六七个老人和十来个婴幼儿，）突然失踪了。同时失踪的还有两名军方派出的正团级护送干部。总数为三百二十五人。还有一个说法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