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灰鸭嘴村
他，也不敢对他说假话。
“我就是想打听一下高场长的情况。如果可以的话，您让马桂花给我打个电话。我暂时还没有固定的住地。不过您让她打这两个电话，他们都会及时通知我的。”说着，他从身后撕下一片糊墙的旧报纸，写上两个电话号码，递给我。我掏出我那本棕色小牛皮封面的《Diary Planner》,让他把那两个电话号码重新写在本子上，他忙说：“不用。不用。我那电话号码，不值得往您那样的本子上写。不用。不用。”然后，他又说道：“回头，可以的话，请代我问声马桂花好。你们……你们的孩子挺大的了吧？”
“我们还没要孩子。”我说道。
“哦……”他似乎有些意外。
“这么些年，你一直没跟高场长直接联系过？”我问。
“……”他愧疚地看看我，不答。
“都这么些年了，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趟不过去的沟？还要回避什么嘛？全都成了历史了，既然已经过去，就让它过去了嘛。再说，在你这件事上，高场长后来还是出了很大的力，帮了不少的忙。这一点，你知道吧？”我诚恳地规劝道。在我劝说的过程中，他不反驳，一直很认真地看着我，认真地在听着，似乎也自感愧疚。但从他固定不变的眼神来看，他并没有真正听进心里去，甚至都不是十分同意我的看法。只是在这场合，这一时刻，他不想跟我争论这个已然有点陈旧，有点空泛，同时也令人有点尴尬的话题，更不想当场据理反驳，让我为难，所以才保持了这样一种礼节性的沉默而已。其实很多年来，很多人跟我一样，一直也没搞清，这个“狗屁孩子”，当时和高福海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以至于最后会激成那样一场纵火大难。我多次问过马桂花，她也跟我讷讷地说，她不清楚。
“假如高场长真的病危了，你打算怎么办？是去最后看他一眼哩，还是死拧着照旧不去理睬他？”我谨慎地问。他只是微微地红了下脸，没做任何回答。看样子，他心里还梗着个硬疙瘩。我轻轻地叹了口气，就再没跟他就这个话题往下说什么了，又沉默了会儿，我问他，生活上有没有困难，有什么需要我来帮他做的。他都委婉地谢绝了。我提议他跟我的车一起进城看看马桂花，在我家小住几天，叙叙旧。他也急急地拒绝了，红起脸说道：“不用……不用麻烦了……别这么麻烦了……”这时，我真有些恼火了，直起身子说道：“韩起科，你现在怎么这样了？变得跟个娘儿们似的，黏黏糊糊的一点不痛快！你没必要老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劳改犯’嘛。朋友们，同志们，都没这么看你。大家一直挺想念你，挺关心你。你干吗非要把自己往死胡同里挤，要这么糟践自己？！”他顿时红起脸，抽动着他那圆实的喉结，干干地咽了两口唾沫，呆站起，瞠瞠地看着我，瞬间工夫，脸色便苍白了，而后，喃喃地说了两声：“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便不再作声了。
下午回到机关，处理了一些积攒在那儿的杂拌儿事，又陪书记和市长，去市农科所，和正在筹建中的市小商品批发市场，武警支队训练基地的工地看了看，在市农科所吃了晚饭，喝了点酒，回到家已是晚上九点多钟了。马桂花还在客厅里，边看电视边在等我；一见我进门，忙把电视机关了，慌慌地过来接公文包，拿拖鞋。我跟她说过一千遍一万遍，在这个家里，你也是主人，你想干啥就干啥，你愿意看那些婆婆妈妈、家长里短的烂电视剧，尽管看，只要把新闻联播的时间档空给我就行，况且我能在家看新闻联播的日子，一个月里也就是那么极有数的几天。完全用不着一见我进门，就跟见了检查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似的，赶紧换台关电视，更用不着慌里慌张地来接公文包，拿拖鞋。对于这个家，我需要的是一种融洽，一种默契，一种无拘无束的交流。你我都应是对方心灵的一个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