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挫折之后，变得随和了、从众了，又在这随和和从众中，保持着一种必要的清醒而感到庆幸。只有马桂花从韩起科的沉默寡言中，从某个瞬间在他眼睛里一闪而过的那种犹豫和迟宕中，看到了一点别人没看到的某种东西。虽然一时间她也说不清楚这种犹豫和迟宕到底标明什么，但这种深重的犹豫和迟宕，过去确确实实从来也没有在韩起科的身上出现过。这一点，马桂花是有把握的。她隐隐地为此忐忑，好像预感到又要发生什么不祥的事情似的。为了不扫大伙的兴，当场她什么也没说，只是回家以后，独自在厨房里闷闷地坐了好大一会儿，才走进卧室，没头没脑地问了我这样一句话：“您说，在我们这样的社会里，一个特别执著的人，最后能走多远？”虽然她在话里没跟我点明这人是谁，但我立即就明白她这个所谓的“特别执著的人”，指的是谁。我只是不想跟她、也不想跟我自己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便笼统地答道：“那也得具体人头具体分析。得看这个人一辈子执著的是个什么东西，他又是在运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执著的。不可一概而论。”她怔怔地打量了我一眼，似乎觉得我那些话，说了也等于没说一样，头等大事痴痴地发了会儿愣，便再没说什么，去卫生间例行公事般洗涮一番后，只顾上床躺着去了。但这一晚上，我发现她一直没睡着，翻来覆去地折腾到天明，才不由自主地睡了一小会儿。过了几天，消息传来，她担心的事果然发生了，韩起科突然向监狱方面正式提出报告，请求继续留在监狱里“服刑”，居然不想“假释”，不想跨出这厚重森严的监狱之门。

    所有的熟人都愣住了。马桂花、范东、张建国等人，包括赵光，轮番去监狱里找他，劝他改变这个“极糊涂”，又“极没名堂”的想法。这回，倒是有了点进步。谁来，他都见。谁说，他都听着。谁说个啥，他都认真地回应一句：“我考虑考虑。一定考虑考虑。”但看到他呆滞的神情和再次剃光刮青了的头皮，小分队的这些同伴们知道，他是不可能再回头的了。果不其然，过了半个月，这些人再想到监狱去劝他，他便不出来见人了。最后一个见到他的是马桂花。马桂花对他说：“你不能再待在这里头了。别傻拧着了。这几年，外头变化

    太大了。你要不早一点出来适应外头的这个变化，再过几年，你整个人都会傻掉的，你会成为一个废人的。你听到我跟你说的话了吗？”他点了点头，而后……据马桂花说，而后他眼圈微微地红了，低下头去，默默地坐了会儿，抬起头来对马桂花说：“我知道了。以后，你就不要再来了。回去告诉小分队的同志们，请大家放心，有政府和队长的监督帮助，我会好好改造自己的。就这样吧。你走吧。”说着，就起身离开了接见室。

    他并不是从一开始就不想获得这难能可贵的“假释”的啊。他不是还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去长途车站通宵排队，千方百计地想买一张回冈古拉的车票的吗？那天，他不是还高高兴兴地来参加原小分队队员的“聚会”的吗？在聚会上，他不是还喝了不少的酒吗？当马桂花最后去劝说时候，他的眼圈不是还“微微地红了”一阵的吗？到底发生了怎样的一档子变故，使他突然间改变了初衷，拒绝接受假释？马桂花非常激动地找那些原小分队队员查问过，问他们私下里到底跟起科又胡嘞了些啥，居然如此深重地刺激了他，挫伤了他？这些原小分队的队员拍着胸脯，扯着嗓门，指天跺地地跟她保证，他们既没有“私下里”跟起科有过任何接触，也不会去跟他说那些没边没沿的刺激话，更不会去做伤害他的事。他们干吗要刺激和伤害起科呢？他们自己也在为起科的这突然变故而感到无比的纳闷哩。

    这样又过了两三年，经过一再的减刑，韩起科终于获准提前刑满释放。他没有任何理由再“赖”在监狱里了。小分队的那些同伴打听到，他在监狱里学了一手不错的汽车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