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就替他在哈拉努里市郊租下一间街面房，替他申领了一张营业执照，办起一家摩托车修理部。修理部后身，还盖了两间平房，圈出一个不大不小的院子。院子里还栽上了两棵不大不小的沙枣树。大伙还给他找了一个来哈拉努里探亲的四川小丫头，十八九岁，虽然文化上有点浅(只上过两年初中)，个头也有点矮(不到一米五零吧)，但人还算本分乖巧。想着这样，虽然说不上多么理想，但起码能让他开始过上一个正常男人的日子。说一千，道一万，在封闭了八九年之后，赶紧让他能像一个正常男人那样开始生活，现在对于他，恐怕比什么都重要。几乎所有的人都是这么考虑问题的。

    出狱的那天，是又一个冬日。还照上一回似的，大伙又为他举行了一次“聚会”。“聚会”场所就在摩托车修理部后院那两间平房里。这回“聚会”来的人比上一回多。因为这几年，原小分队的这些队员差不多都成家了，多数也都有了孩子。平日里，都顾着挣钱养家，互相之间也很少串门了。听说要为韩起科聚会，热情又高涨起来，都把各自的老婆老公和娃娃带上。每家还带一至两个自己的拿手菜。当然，也有的索性扛着半扇生猪生羊就过来的。但这回聚会的时间却比上一回短了许多。说了会儿话，喝了会儿酒，吼了会儿“卡拉OK”，便早早地散了。一方面因为那群狗屁娃娃太闹，也因为有的家属明天还得上早班；但更主要的是许多人都觉得，反正起科已经正式出狱，以后啥时间想见都能见了，可以不必在乎这一晚上相聚时间的长短了。但大伙走时，按事先商量的，留下张建国和马桂花，希望他俩再跟起科说说高场长的事。

    这些年，韩起科一直“不理睬”高场长，这让小分队的这帮人既很不理解，又很不安。高福海虽然病退离休回了北京南城，但仍一直在关注着韩起科，一直托人捎话来打听韩起科的情况。大伙觉得，不管怎么说吧，论理论情，出狱以后的韩起科都应该主动去看望一下高场长。至于路费什么的，由他们解决。(这租房办修理部的钱，也是大伙凑的。原先赵光说他一个人承担这笔费用。大伙儿一合计，觉得这钱让赵光一个人出，怎么想也不合适。不是说赵光出不起，而是不合适。大家伙觉得，这是起科的事，他们都有责任抻头来承担。拿多拿少，都得尽这一份心。)马桂花张建国先帮着韩起科和那个四川丫头把屋子拾掇干净了。满地的酒瓶肉骨头啊，花生瓜子壳香烟屁股啊，也确实让他们好一阵子忙活；而后把韩起科单独叫到一个屋子里，委婉地劝了一阵。韩起科却只是不搭腔，也不说去看看高福海，也不说不去，就是一个没反应。想到他过去的那种自信执著从容，再看到他眼前的这份迟钝固执，马桂花和张建国的心恰如一片被山雨摧残过的荞麦，扶不起，又丢不下，既零落，又伤感。张建国只知道这位当年的小分队队长、冈古拉的风云人物、他们同龄人中的“佼佼者”经过这八九年的“折磨”，大概是“彻底不能像个样儿了”。他为之惋惜，哀恸，又多少有些为之泄气。他估计，韩起科的这后半辈子，好歹地能把这个摩托车修理站维持下去了，再把那个并不傻的四川小丫头“哄”住了，“哄”着那小丫头替他生一两个也不傻的娃娃，他这一生也就这么交代了。但马桂花却不这么认为。她明白韩起科心里还梗着个硬木疙瘩。一时半会儿，他还拧不过这个弯儿。什么时候能解开这个硬木疙瘩，拧过这个弯儿来，兴许拍拍脑门，三五天就成了；兴许三五个月、三五年，或十三五年，也难说。马桂花当然为韩起科着急。一个人还能有多少个三五年、十三五年？再说，从人生发展阶段来说，特别是对于一个男人来说，韩起科当前这个年龄段，正是至关紧要的阶段。二十五六到三十前后嘛，一生成败的关键时刻嘛。这阶段的人生要是再被耽误了，埋没了，扭曲了，走变了样儿，虽然也不能说这个人就彻底不可能再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