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聪明”了，学会了那难得的“糊涂”，大彻大悟了，明哲保身，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何必凡事总要问个“为什么”呢？也许人们觉得已经难以问出结果，问也白问，倒不如不问。总之，在我们的文学家的笔下，再很少看到70年代末期文学中那种执着的“为什么”了。文学似乎一夜之间接受了“存在即合理”的说法，放弃了对现实的针砭与追问，而更愿意躲进“自我”的天地“与世无争”。从认同存在到屈从的叙事姿态，可以看出文学淡化了对现实的“热情”与“激情”；从拥抱现实到疏离乃至逃避现实，可以看出文学渐渐失去了对现实的理性穿透能力。对现实的逃避与放弃“为什么”的追问，构成了90年代后期文学整体上缺乏精神力量的颓废景观对现实的淡漠与对良知的淡漠，互为表里，说明了文学立场的后撤，撤退到“旁观者”的“看客”立场上，睁只眼、闭只眼，“醉眼中的朦胧”，有什么过不去呢？得过且过，麻木不仁，似乎是呐喊、启蒙、呼唤、干预了一个世纪的文学的最后的“恍然大悟”？

    但是，只要把现实状况放到良心的天平上，有良心的人仍然无法心如止水或心如死灰，仍然无法完全平静。就比如“抉择”的主人公李高成市长，当他真正了解了中阳纺织集团公司的情况之后，了解了工人的处境及公司官僚阶层的所作所为之后，他吃惊了，他愤怒了，他无法平静了。他犹豫、他徘徊，他思前想后，顾虑重重，但一颗没有泯灭的良心在促使他思考、追问，这一切是“为什么”？这一切都是合理的、合法的吗？一边是国有企业的停产与破产，一边是“寄生”在这些国有企业上的私人公司的火热火爆；一边是大批工人的下岗与生活艰窘，一边是那个“阶层”的暴利与暴富，“就仅仅只因为一个姓公，一个姓私？”“既然包袱太沉，何以又会生出这么多的更大更沉的‘寄生物’来？摊子太大，怎么在这摊子之外又能多出这么多新摊子？管得太死，又怎么会乱成这样？权力太小，如何会干出这么多胆大包天的事端来？……为什么却一个要死，一个能活？”“对这一切你又能做何解释？你解释得了吗？为什么？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完全可以把这一切都推委给社会。推委于客观，像郭中姚一样，推得干干净净。但能这样推委吗？这样推委能向眼巴巴望着他的几万工人交代吗？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作为一市之长，因为他心里还想着几万职工的生存问题，想着社会的稳定，想着自己的责任，所以他无法像郭中姚之流一样，无法像省委副书记严阵那样睁只眼、闭只眼，和稀泥、抹光墙，或者干脆包庇这些鼠窃狗盗之徒，赶快让这个国有企业破产而不了了之。他无法做到让国家和工人蒙受巨大损失而问心无愧、无动于衷。因为他还有一颗良心，还有作为一个市长、作为一个人无法“跨越”的是非原则、善恶界限，因此，他不能同污合流。相反，这一切激起了他的爱憎，促使他义无反顾地站在了工人利益一边，站在了国家利益一边，站在了正义与法律一边。

    是的，对现实中发生的种种现象进行一种理性追问，是以良心为动力的。一个人要丧失了良心，也就丧失了是非原则，甚至会同流合污。历史在发展变化，人们除了从历史的角度对历史作出评价之外，也应当从道德良心上对历史作出评判。如果承认我们处在现实之中，承认我们的现实并非通体光明，那么，文学就不能放弃对现实的责任，就不能放弃精神灯火对现实的照耀。光明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来自于人的良知良能，来自于人的良心。把现实存在放在良心的天平上，是美是丑、是善是恶，让它们显示一下自己的重量和价值，让丑恶、邪恶、卑鄙在这个天平上无地自容。一个人，一个作家，敢不敢对现实作出一种理性追问，也是对自己良心的考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张平在中塑造了一个市长，通过他对存在着的东西的追问，也是对自己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