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应。杨洋说：我没听错吧？这么重要的地方交到你手里了？我还算沉得住气，没有炸起来。我心平气和地说：你觉得我该守着个什么样的地方？杨洋说：不知道，反正就不能在码头。你在那儿，我非得天天来查。难怪她不再跟我上床，原来我在她心目中是个另类。我连一个码头都管不好。我说：丫头，别以为我垂涎你就可以瞎放屁，当心天上掉石头，在你头上砸个洞。

    我之所以给杨洋打电话，不是我闲得慌。是因为电话一直响个不停。搞得我心烦意乱。我把后门关上了，那帮家伙进不来，就不停地给我打电话。后来我才知道，两个副手自从我来了后就不理事，什么事都往我身上推。所以想找我的人就像糖葫芦一样，一串一串的。我实在烦透了，又不好把电话挂起来，只好找个人闲聊。听了杨洋一顿屁话，我觉得老是这样也不是个事，还是得解决问题，要把那帮奸商集中起来，训训话才行。哪能想干吗就干吗呢。他们偷逃关税也就算了，还要来找我的麻烦。这种人找我会有好事吗？还不是想让我把口子再开大点，大事通融，小事糊涂。存心就是想把我往死路上赶。早知道我就在办公室耗着，免得看到这些人就心里堵得慌。

    我把两个副手叫到我办公室。他们这些天因为无所事事，精神特别好，脸上神采奕奕，额头放光。其实他们只是白天空闲，晚上还是很忙的，因为每天都有人请他们吃饭，唱歌或桑拿。有时一天有几拨人请呢。本来这些事我是不知道的，因为有奸商说漏了嘴。那个奸商有批货给我手下扣了，他来求我网开一面，求完了就说：我昨天跟某某吃饭，某某已经答应放货。开会时就把这事讲给两个副手听，他们就装出茫然的样子，开完会他们就去找那个奸商算帐，最后把那个奸商赶跑了。讲完了这件事，我就说：形势在变哪，不要以为别人放水养鱼，我们就可以亦步亦趋。那是大错特错。待会儿把货主召集起来，开个会，国家的税款不能再这样流失了。

    两个副手走了不到半小时。码头的外方老总进来找我。这是个年青的香港人，看样子才二十出头，剪了个小平头，穿了身休闲装，走起路来大大冽冽的。别看他普普通通的，肚里的名堂可多了。他一讲话我就看出来了，要不他能拿百来万的年薪吗（这是中方老总向我诉苦时泄漏出来的）？小平头给我讲鲧和禹的事，听着他用别别扭扭的普通话讲这么古老的故事，我硬憋着没把肚子笑破。他是想告诉我，处理社会问题就像治水一样，能疏不能堵。

    讲完了鲧和禹的故事，他才把正经事抖了出来。原来码头厕所不够用，就两个公共厕所。一个在饭堂里，一个在海关大楼里。这每天都有几百个人要拉和撒，以前海关的后门开着，大家来办事，顺便就把这每天的大事办了，自从海关的后门关上后，大家只好去饭堂里办事，这饭堂的厕所也就五个蹲位，五个站位，搞得厕所就像火车站，排起了长蛇阵。香港佬想让我把后门打开，真可谓费尽心机，简直让我叹为观止。香港佬说完了还加了句总结性发言，他说：这码头的平衡是自然形成的，可不能轻易打破。我差点就给这香港佬的苦心打动了，上了他的当。听了他的总结性发言，我就把心肠硬了起来。我说：不就是一个厕所吗？再建一个。听说码头什么都没有，就有钱。你们不是每年都要请我们吃饭，吃完饭再唱歌吗？今年就免了，拿去建厕所。这件事一定要尽快办，可不能把大家都憋坏了。小平头一听傻了眼，他盯着我看了半天，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把小平头赶走后，就把码头的奸商全召集起来，开大会。我给他们讲国际国内形势，讲党和国家的政策。一开始我讲得唾味横飞，后来口干舌燥。可他们一句也听不进去，全在那儿打盹。我也知道，这些大道理对他们讲也是白讲，可不讲还不行。否则他们说你不讲政策。可讲了他们还是说你不讲政策。讲到最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