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跟若尘在外面吃饭。一个国字脸的男人帮我们买了单。这件事让我觉得生活不仅丰富多彩，还其乐无穷。后来国字脸来单位找我，要请我吃饭。我没有答应。他就坐在办公室里跟我聊天。原来他是个垃圾佬，从小拣垃圾，长大了跟人做垃圾，现在还在垃圾堆里打滚。如今在江北垃圾一条街上混的都是他的兄弟及其徒子徒孙。小平头见了他都要三鞠躬，说起来，他还是小平头的衣食父母呢。这种人我惹不起，但躲得起。我的策略就是退避三舍。国字脸把他的经历讲完了，开始讲他的设想。他想搞一个垃圾加工场，把南村的垃圾集中。这件事利国得民，对国字脸也是大大的好，可我就是不答应。道理很简单，我一答应了，就得派人现场监管，我那帮兄弟一个个都是人精，在我眼皮底下都敢搞事，一旦“将在外”，还会听我的吗？可出了事还得我来负领导责任。

    我很客气地送国字脸出门，还一而再、再而三地说要研究。他听我连说了三遍要研究，就知道这事没什么戏。可他脸上一点也没有失望的表情，依然笑得十分灿烂，害得我替他担心，怕他的牙齿从牙龈上掉下来。回到办公室，觉得腮帮开始疼痛，心想国字脸笑得肌肉痉挛，怎么疼在我的脸上？真是咄咄怪事。我正痛苦着，郑直进来了，看见我用手握着半边脸，就问：老大，怎么啦？我说：不知道是不是上火？这年头心火重，没来由火就上了头。郑直一听，马上叫了个兄弟开车出去买凉茶。郑直在码头干了十来年，一直没挪过窝。从普通干部干到组长，再干到副科长，是码头地道的地头蛇。我对他一直防着三分，不怕他干坏事，就怕他害我。郑直还是个笑面虎，看见谁都笑，还乐于助人，很得人心。我没来时，领导让他暂时主持码头监管科的全面工作。他当了三个月的大哥，把码头管得生动无比。当时盛传他与一哥的关系十分之好，大家都以为他坐定了码头的这第一把交椅。没想到搞到后来却让我来掌柁，因为一哥是个专家型的领导，不大理事。对单位的人事、财政、基建等等大事他总是提不起精神，对业务问题，他却很在意，而且是越细越在意，这样就形成了大事二哥说了算，小事一哥说了算的局面。而且一哥在南昌还有一摊，顾不了这边。郑直不恨自己所托非人，却恨大哥窝囊，耽误了他的大好前程。同时也恨我，因为我取代了他的位置。但他做得滴水不漏，表面功夫搞得很好，对我关怀备至，帮我解决后顾之忧。我打个喷嚏，他就叫人去买感冒药，我一摸腮帮，他就叫人去买消炎片。背后他却四处唱我，说我搞一言堂，动辄称朕。一遇上棘手的事，他就推给我，想让我趟脏水。对这种人我就一个原则：按政策办事。我知道他跟国字脸关系很好（他跟谁关系都好，简直是个尤物），国字脸来找我说不定就是他指的路。想到他跟国字脸串在一起，我就对审批垃圾场心生恐惧。

    我喝凉茶的时候（郑直叫人买的凉茶我一定要喝，否则得罪他，我无谓跟他撕破面皮），秃头郭总来找我，手里拿了份报告。这时我才想起郑直过来看我是什么意思，原来他是来给郭总探路，这丫挺的。简直是不法商人的马前卒，哪像个国家公务员？郭总每次来找我都不敢打电话预约，怕我找借口推辞，于是就找人来探口风，他找郑直来倒是让我感到意外。我把报告翻了一下，原来跟国字脸是一伙的，也是要搞垃圾加工场，只是角度不同。他们说我们的新政策（指大卸特卸洋垃圾）导致码头成了垃圾场，货柜积压严重，极大地影响了通关速度，自然也影响了码头的货运量，货主怨声载道。当然他们讲得比较策略，好像责任不在海关，在码头。可这点花花肠子还能糊住我的眼睛？丫挺的最后说：请海关开恩，批准他们圈地建垃圾场，在圈地里我们要把洋垃圾大卸八百块他们也没意见。总之一句话，别在码头卸。这帮奸商想得多好，要是这样，那可轻松了，码头的垃圾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