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山纺织厂是西北地区为数不多的大型国有纺织企业，她是在传统民间手工艺基础上创建的工厂，到现在有近百年的历史。这个厂子有过非常辉煌的时期，在计划经济年代，她以粗纺为主的产品在全国都很有名气，产品长期供不应求，都是靠批条购买，那时人们一边背诵毛主席“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在受苦受难”的语录，一边把最好的优等产品出口到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匈牙利等东欧国家和非洲，给这些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成员和非洲的黑弟兄们送去了温暖。改革开放后，纺织厂还继续红盛了几年，到了八十年代末，市场需求开始萎缩。真是祸不单行，路山地区羊毛大战的最后恶果都让纺织厂承担了，那些次品或掺进大量沙子的羊毛，不知怎么倒手后通通都积压到了纺织厂里。已经亏损两千多万的原厂长一看事态不妙，丢下一个烂摊子鼓着自己的腰包告病退位，悄悄在天津买了房子，自己做起了口岸生意。此时从混乱的羊毛绒市场上被清理出来的王大佑，却被梁怀念任命为厂长。王大佑把维持生产的工作交给副厂长，自己带了十几个厂里的骨干，在大半年的时间里基本上跑遍全国轻纺工业发达的地方，还去了老主顾东欧的一些国家及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考察，然后交给地区一份“考察报告和技改建议”，建议尽快抓住调整产业结构的机遇，引进先进设备和高科技，促使纺织厂由生产传统的粗纺产品转变为生产精纺毛呢。这一纸建议意味着目前使用的还不算落后的生产设备全部要报废，而且还需要投入８０００多万元新的技改资金。论证这个项目时，反对意见比较强烈，行署方面也非常谨慎，拖着没给答复。王大佑把材料呈报到梁怀念那里，没有等他诉完国企的苦，梁怀念把大笔一挥，作了“此报告有创新，既利纺织厂，又利全地区经济建设，请行署尽快履行审批手续并协调银行”的批示。王大佑拿着这个尚方宝剑，找到当时的专员，论证了好长时间难以确定的事，梁怀念的几个字就解决了。

    那时还没有商业银行一说，因为是地委、行署定下的事，所以根本不用厂里再给银行做什么工作，银行就追在纺织厂的屁股后面给钱。有了钱，王大佑自然花起来很有气派，完全是大手笔：他廉价卖了旧厂区给昔日倒羊绒的哥们儿，建起面积为９０公顷的新厂子，机器还没安装好，豪华气派的１２层办公大楼就拔地而起，盖了１０幢家属楼，连厂大门也是用花岗岩砌成的，还一次买了两部蓝鸟王高级轿车。他在职工大会上豪迈地说：即使是香港甚至澳大利亚这些资本主义的同类工厂，也没有我厂这样高的起点和宏大的气派，这都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体现，所以，我们还是要高歌“社会主义好”。后来，在该厂无数次的文艺活动中，“社会主义好”都是人人必会的保留节目。

    营造这样的气派也是要付出代价的，不算出卖原厂址的６００多万和地区无偿划拨的土地，仅仅银行贷款就突破了两个亿！

    这是郝智第二次来到地区纺织厂，前一次是在工人们上访后的第二个星期天。当时，虽说通过财政局和银行的帮助，使职工的生活暂时有了保障，但作为路山最大的国有企业，弄到这个地步令他很不放心。那次，郝智看了一些反映材料后，萌发了身临其境解决问题的想法，他悄悄叫了秘书长姚凯歌和秘书刘勇一起来到厂里，只是在传达室里坐了一会，却见长半人高茅草的大院里，密密麻麻站满了工人。当时，同行的姚凯歌害怕刚在地委大院发生过的斗殴事件又可能在这里重演，不由得有点紧张，不住地问闻讯赶来的厂党委书记究竟是怎么回事？党委书记也煞白了脸，直摇头说不出所以然来。此时，却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头走到郝智跟前，激动地抖着手说：“郝书记，谢谢你亲自来我们厂视察啊，都四五年了，草也长这么高了，还没见过任何一个地区的干部来过我们厂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