势在必然。为了体验那种真正惊心动魄的感觉，自己曾跟着特警队，连夜长途奔袭数百公里，到邻省一个偏远乡镇去解救人质。回来后昏睡两天两夜，上吐下泻，高烧不退，患急性中耳炎以至鼓膜穿孔，住院20余天。与其说自己作品中的人物在进行着殊死的较量，还不如说自己的肉体和灵魂在进行着殊死的较量。

    也许在有些人眼里，我的这种情感方式和写作方式，实在有些太迂腐大可笑太陈旧太原始，都什么年代了，还有这样的举止和表现，除了再一次印证你这种落伍作家的“不可救药”外，还能说明你什么？

    就像我的这种费劲而又愚笨的写作方法一样，每写一部作品前，都必须进行大量的采访和调查。不熟悉，不了解，感动不了自己的人和事，我根本无法落笔。即使是在写作期间，一旦有拿不准的地方，还是得不断地往下跑。没办法，写现实题材，只要写的不是个人亲身经历过的事情，大概就只能这样，于是越写就越觉得难。就像画画一样，画大家都没见过的东西怎么画也可以，画大家都司空见惯的东西你再费劲还是让人看着有毛病。大家都没经历过的年代和社会，你想怎么写就可以怎么写；大家正生活在其中的日子，你若想把它写像了，大家都认可了，可就绝非那么容易。这跟作家的想象力没有任何关系，再有想象力，也不可能把你没见过，没听过，一支儿不懂不知道不熟悉不了解的东西写得栩栩如生。一个细节，一常识性的东西，有时候采访好长时间还是闹不明白。

    其实累点苦点倒在其次，再累还累得过那些打工仔？再苦还苦得过那些下岗工人？你跟着去“执行”了一次任务，就几乎住了近一个月的医院，那些时刻在执行任务的普通干警又该如何？说实在的，写这种现实题材的作品，真正劳心劳力的其实是作品以外的一些东西。对于作家来说，如果你选择了直面现实，直面社会，那就犹如陷入雷区，遭遇十面埋伏一样。我曾听作家蒋子龙说过，他去一个地方采访，人还没到，就已经接到许多电话，你是不是要写那个地方？是不是要写那个地方某某人某某事？劝说的，提醒的，暗示的，甚至还有要挟的，恐吓的，告状的，简直能让你瞠目结舌，其实像这样的事情，自己也不知遇到过多少次。你想采访到一点儿真实的东西，实在太难太难。等你采访了，写出来了，各种各样对号入座的就叉来了。明的，暗的，让你防不胜防。拍摄电影《天网》时，由于恐吓电话太多，当时作为全国人大常委的谢铁骊导演，竟也不得不请太原市公安局派警察在现场进行保护。拍摄电视剧《抉择》时，曾拍摄过《孔繁森》的导演陈国星，竟然在很长时间里找不到一家愿意接受他们进行实地拍摄的工厂。其实这也还在其次，最要命的是，你还得面临着腹背受敌的危险。圈外处处有雷区。圈内又时时有冷箭。圈内还有各种各样的圈子，善意的告诫，真诚的批评，也有令人不可思议的冷漠和不屑，让你不寒而粟的常常是这样一些话：急功近利；艺术性太差；这样的东西，能算是文学？

    真正是身陷重围，十面埋伏！

    没想过尝试一种新的写作方式吗？试过，早在80年代，看了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和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随后不久便发表了一些中短篇，其中的一些作品甚至还得到了柳鸣丸先生的赞许和认可，而后又进行过多方面的尝试，很认真也很投入。看过啃过许多大部头的西方现代和后现代的文学、文艺理论作品。直到今天，自己仍然很喜欢这其中的很多作品，包括国内一些先锋作家的作品，自己也一样非常喜爱。

    但在自己的创作中，还是渐渐地放弃了这种尝试性的写作。因为觉得自己不管怎么折腾，写出来的仍然还是一种表层的东西。你所想表现的并不是自己的骨子里渗出来的，不是从自己的潜意识里冒出来的，不是从自己的血液里流淌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