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你所处的生活环境和社会环境没有让你具备了这种东西。幼年时父亲被打成右派，全家遣返祖籍山西晋南的一个山区农村。在学校里一直是狗崽子，初中没上完便回乡务农。挑大粪、挖水井、掏猪圈、拉粪车。13岁在万人大会上批判父亲，15岁则在万人大会上挨批判。16岁就到崎岖险峻每年死人无数的北山上拉煤，来回一趟400多里，得整整5天5夜。第一次回来，两腿肿得水桶一般。只能休息一天，紧接着又继续上路。干过民工，做过代教，写过材料，当过文艺宣传员。而后又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被推荐到师范学校读书，为了不挨饿和那一丁点儿的生活费，两年中的3个假期，都是在山上那种最原始的煤窑里度过的。近1000公斤的煤车，压在像牲口一样的自己的肩上，一个来回15公里，每天得往返4次。每出来一次，就啃一个碗大的玉米面窝头，喝一瓢污浊的生水。所得到的报酬，也就是每天3块人民币……1978年，考上了山西师大。1979年父亲右派改正。也就在这一年，家里第一次分到了5亩责任田。暑假回家，带着刚生了孩子不久的妻子，在地里昼夜奋战40多天，硬是把一个长10米，宽5米，深3米多的沟壑填平，妻子累得两次晕倒，自己消瘦了十几斤。那一年，5亩地打了两千多斤麦子，一家人围在几十袋子麦子面前，父亲哭，我们也都跟着哭。在农村挨饿近20年的日子里，做梦也没想过家里会有这么多的粮食！高晓声的《陈奂生》，我看一遍哭一遍，我觉得那写的就是我，实实在在的就是我……1982年大学毕业至今，从农村到城市，一步一步走得也同样不容易。一家3口，住过不到8平方米的地下室，一下大雨，屋里的积水就漫到床边……

    这就是自己的大半生经历，这就是融入自己血液中的叙事文本和思维模式，以自己的这种人生轨迹和生命体验，用那种超前的写作方式进行创作，我觉得几近于无聊和奢侈。为人民大众而写作，也就是为自己而写作。这并不只是一种选择，更多的是出自自己的一种本能。

    《抉择》发表后，有个朋友曾问过我，你作品中的这种激情究竟是从哪儿来的？作家写东西，应该是厚积薄发，你怎么就不住地往外喷涌？想想也是，从《天网》到《孤儿泪》到《抉择》，一直到今天的《十面埋伏》，回过头来一看，连自己也感到有些不可思议。说真的，在这么多年的文学创作中，一直能在作品中保持着一种经久不表的情感冲动，这究竟是因为什么？

    我想这除了跟自己的人生经历有关外，更多的大概是因为自己所写的其实是一种大众化的社会小说，政治小说。

    还在大学期间，我就听作家刘心武说过：看到社会上的不平和非正义，你能气愤得发抖吗？——这比文学更重要。近20年过去了，这句话的印象还是如此之深。

    从社会最底层走过来的我，和大家一样，几乎无时无刻不在企盼着自己的祖国能更加强大，更加自由，更加民主，更加繁荣。所以要让我放弃对社会的关注，对政治的关注，那几乎等于要让我放弃生命一样不可能。作为现实社会中由于共同物质条件而相互联系起来的人群中的一分子，放弃时社会的关注，也就等于放弃了对人民利益和自己利益的关注。现代政治是自由和民主的产物，民主是一种政治的体制，是一种社会的结构。思想自由和政治民主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它应是每个国家公民终生追求的现代政治文化的纲领和目标。对政治的冷漠，也就是对思想自由和科学民主的冷漠。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写作首先应该是一种责任，其次才能是别的什么。面对着国家的改革开放，人民的艰苦卓绝；面对着泥沙俱下，人欲横流的社会现实，一个有良知的作家，首先想到的也只能是责任，其次才可能是别的什么……

    也许正因为如此，自己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