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到恶心。离开监狱的一路上（通过一个个检查点，签字领回手机和钥匙，拼上老命解开领带），我都在担心我会忍不住呕吐，但等我回到宾馆，恶心的感觉已经消失。我立刻收拾行李退房。我没有等特蕾莎·特雷奥，尽管我出来她就进去见克雷，我们打算一起回纽约。我还应该打电话给克莱尔，告诉她事态进展，但我也没有打给她。我只是请前台帮我叫出租车，我穿着有点薄的夹克衫等在外面，我更愿意让新鲜空气充满肺部，冷风吹着我的面颊。天气很冷，但能闻到春天的气息：湿润的泥土和正在融化的寒冰。我早早赶到火车站，要消磨一个钟头才能坐上去纽约的下一班列车。我买了票，把时刻表扔进垃圾筒，我可不打算再回来了。

    我走进男厕所，用冷水浇脸，在吹风机下吹干双手。我回到空荡荡的候车室，前后踱步。我看见一辆轿车开进装卸区停下。四个人下车走进车站，伺机而动的冷风跟着他们从自动门吹进来。帽子和捂得严严实实的大衣使得我难以区分谁是谁，只看清有一位戴眼镜的老先生搀扶着一位拄拐杖的女士，另一位老先生的花白胡须剪得整整齐齐，还有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脸刮得很干净。他们径直走向我，我走到旁边让他们过去，最年轻的男人喊出我的名字：

    “你是布洛赫先生？”

    “对。”

    他相貌英俊，体形很好，但没什么特征：短发上过发胶，大冬天的皮肤仍旧晒得黝黑，双手的指甲修得很仔细。我猜他是牙医或日用品中间商。“我是约翰·通纳。”

    “谁？”

    “珊迪·通纳的丈夫。”

    “哦，”我说，“明白了。”

    “这是哈瑞尔先生和夫人。那位是希克斯先生。你知道我们是谁吗？”

    “对，”我说，“我知道。”

    他们是克雷杀死的那些姑娘的家人。我请他们去火车站的咖啡馆坐下聊，但他们拒绝了，于是我们坐进候车区的塑料椅子。情况挺尴尬，因为塑料椅子被固定成一排，最后我只好站在他们面前，像是面对审查委员会。希克斯先生第一个开口。他摘掉帽子，花白头发乱糟糟地竖了起来。

    “我们听说了——我不会透露是怎么听说的——你参加的这个图书项目，我们想面对面和你谈谈，让你知道，作为受害者的家属，我们强烈反对这件事情。不可能更加强烈了。我们来这里亲自向你陈情。让那个禽兽——”

    哈瑞尔夫妇坐在座位里，像两只臃肿的鸟儿，满足于冷静地听着希克斯发言，但通纳实在按捺不住，他又是扭动又是叹气，转动昂贵的潜水表上的旋钮。他几乎立刻打断希克斯的话头。

    “陈情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已经请了律师，随时准备就此申请禁止令。最优秀的律师，请相信我。”他指着我的胸口说，我注意到他戴着结婚戒指。也许就是和亡妻交换的那枚戒指，也许是他又结婚了。“钱不是问题。这次只是中肯的警告。你看看这些可怜的人，你难道想揭开旧疮疤吗？”

    哈瑞尔夫妇冷静地眨着眼睛看我，仿佛我们在谈论寒冷的天气。他们握着彼此的手。希克斯低头看着空荡荡的手掌，似乎有些尴尬。

    “听我说，布洛赫先生，”他说，“我相信你没有恶意，只是受雇完成工作。”

    通纳再次爆发：“没有关系的——”

    “杰克，”希克斯说，“让我把话说完。”

    “吸血鬼。”通纳嘟囔道，转过头去。

    希克斯凑近我，眼镜底下是一双水汪汪的蓝眼睛，像是金鱼缸底的两块石头。“我们每个人的处事方式不同，”他说，“但你可以想象我们的感受。我妻子承受不了，完全被击垮了。她丧失了求生欲望。她现在就埋在珍内特身旁。所以我求求你，为了我们所有人，还有死去的姑娘们。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