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我不停地问自己这个问题，吃饭的时候，洗澡的时候，穿衣服、散步、谈论各种完全无关的话题的时候。谁？无论为什么杀害克雷的女朋友，凶手必定与他有接触，或者能看到他的信件或进出他的牢房，知道这几个女人的身份和她们与克雷的幻想生活。那么，会是谁呢？当然有可能是同谋。也可能是模仿犯：警察，监狱警卫，不知怎的接触到了这些档案的疯子，司法体系内的变态办事员。还有可能是跟踪狂：也许是另一个嫉妒的情人，或者是羡慕克雷的名声和女性俱乐部的什么人。那么这就意味着凶手一直在跟踪我，踏着我的足迹，我一离开就进去残杀姑娘。每次我的思绪转回这个原点，就有一股新的恐惧灼烧我的胸腹，扼住我的喉咙，我看见桑德拉的倒悬尸体在转动，紧接着感觉脑袋挨了一下。然后我会问自己：谁？

    还有，这个谁对我有什么企图？我是被变态佬玩弄的受害者吗，就像吉姆·汤普森地摊小说里的角色？是被陷害的替罪羊，就像希区柯克电影里的主角？还是就像所有惊悚小说的情节（包括我自己的），我只是不知情的目击者，即将被凶手除掉，我太愚蠢，意识不到真相，再次露面是下一章里被冲上海滩的尸体？还有一个念头我不敢允许自己去思考，更别说大声说出来了，换了昨天这个念头还非常荒谬：克雷难道真是无辜的？真凶回到了这座城市？

    有一点是确定的：我不能指望汤斯保护我。他临走时就差没朝我鞋子吐痰了，连我的律师罗伯特逊在握手告别时也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你现在应该做好准备，因为你随时有可能被捕。”

    “别担心，”克莱尔当时说，“我会保释你的。逮捕他只是走个过场，对吧？”罗伯特逊耸耸肩。

    说起来，克莱尔倒是挺好。她刚擦干眼泪，就摆脱了胸中的恐惧，仿佛那只是看完电影后做的噩梦，以年轻人的弹性恢复正常。我们这些人通过各种媒体灌输的肮脏东西早就磨灭了这一代人的敏感性。第二天她就回来工作了，躺在我的沙发上吃扭扭糖。她直接从曲棍球训练场过来，身穿天蓝色的碎片图案运动鞋、红色齐膝长袜、褶裥学生裙和帽衫。只看她的脚，还有梳得紧贴头皮挽成高马尾的头发，她仿佛动画片里戴着金色头盔的战斗少女。

    “我知道这是一场大悲剧，”她嚼着甘草糖，对我吐了吐染成红色的舌头，“但这本书的市场价值翻了两倍。我知道以前的事情让它本来就会得到关注，但咱们得面对现实：新出现的尸体使得它有了才下头版就上书架的感觉。”

    “唉，我知道那种感觉。”我说，“我吃了两天胃药，想摆脱的就是那种感觉。我要改名换姓搬去堪萨斯。沙发就送给你了。”

    “别那么夸张。你已经有了六个名字。学学水门事件那两位老兄，伍德斯坦和伯恩斯。尼克松想做掉他们，他们逃跑了吗？”

    “尼克松可没有用切肉刀剁掉他们的脑袋。你去租个电影看看吧。”

    “你是作家，该死的！”她用扭扭糖指着我说，像是丑闻版拿着雪茄的老编辑，“遇到这种事情，你应该投入工作。追寻线索之类的。做你最擅长做的。”

    “饶了我吧。”

    她耸耸肩说：“至少明天还是要去采访克雷。在监狱里，你安全得很。”

    她说得有道理。明天我确实约好了要见克雷。按照惯例，我应该先访问桑德拉，然后写个故事交给克雷，换取一次访谈。但现实野蛮地插手，我当然一个字也没有写。比起报纸上的新闻，最极端最令人不安的幻想也只是儿童故事了。克雷的那本书怎么办？还是现实吗？目前我可以说我遇到了写作瓶颈：我的脑袋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不要变成书里的角色。可是，约见的时间还写在日历上，谁也没有声明取消；在铁栏杆和武装警卫的保护下，和一个肯定没有袭击我但有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