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这是一本古典侦探小说，或者警方程序小说，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凶手落网，罪案有了解释，受害者人数得到清点。可我不是古典侦探，我的故事还有一个转折。

    实话实说，我更喜欢传统的侦探故事，杀人犯在最后一页死去，不需要黏黏糊糊地描写主角的个人生活。我认为后者是一个系列开始走下坡路的征兆，也是作者陷入绝望的表现：侦探突然长了肿瘤，恐怖分子绑架了他老婆。非常不专业。我想说的是：别拿你的个人问题烦我们。做好你的本职工作就行。达希尔·哈米特，老派侦探的真正大佬，他在最初几部小说里甚至懒得给侦探起名字。叙事者只是个带枪的矮胖男人，戴着帽子，没完没了地抽法蒂玛香烟。他身穿皱巴巴的西装进城，解决案件，搭下一班火车离开。

    可是，与我在故事里读到和创造的人物不同，命运让我活在了另一种故事里，每次我想合上书晃晃悠悠去睡觉，命运就会又塞给我一个惊吓。也许你比我聪明，早就猜到了谜底。毕竟线索都在你的眼前，问题只在于你看不看得见——我反正没看见。

    言归正传，第二天早晨，我去下城的调查局办公室，签字确认我的证词。上次路过联邦大楼还是天知道多久以前，这次的感觉非常……呃……后后“9·11”：一方面能看见水泥路障和加强的警力，另一方面我又觉得一切很正常，就仿佛新恐惧已经融入旧有的其他恐惧，成了新的正常状态，恐惧被抑制和遗忘（这是必然的事情），因为日常生活还要继续。举例来说，如今我经常路过归零地，只觉得这是个普普通通的建筑工地。话也说回来，不久以前有一次我经过小意大利——现在好像应该叫北小意——看见工人正在清扫圣热内罗街头狂欢节的垃圾。不知为何，神秘的哀伤情绪突然袭击了我，我哽咽得没法呼吸。我在市区长大，节日里走在遍地垃圾的街道中央始终是一种特别的乐趣。现在不再是了。自从九月的那个晴朗早晨开始，充满飞扬废纸的空旷街道总是让我心情低落。

    我走过金属探测器，到前台领了个访客证，等特伦斯探员来陪我乘电梯。我和他亲切握手，我再次感谢他。他脸红了。我们见到对方都挺开心，算我运气不错，因为我刚走出电梯，就遭遇了约翰·通纳的炮火突袭。

    “你！”他从沙发上起身，沙发对面是前台和墙板上的调查局徽标。一个苗条的大胸金发女郎抓住他的胳膊，要他冷静，但他甩开女人的手。第二任通纳夫人。

    “你他妈干了什么？”他吼道，“我没提醒过你吗？”对着耳麦说话的接待员停了下来，拿着文件经过的探员转身观看。

    “通纳先生。”我平静地说。

    “我他妈没提醒过你吗？”他朝我挥拳，我向后一跳，不过这一拳打得不太认真，特伦斯干净利落地挡住，抓住他的胳膊，轻轻推着他后退。

    “先生，别这样，谢谢。”他说，用年轻的嗓音诚心诚意地恳求道。通纳夫人连忙跑过来拉开丈夫。

    “你就不在乎吗？”他扭头问我，“你就不在乎你做的事会影响别人吗？吸血鬼。你靠别人的痛苦挣钱。”泪水滚下他的面颊。他吸吸鼻子，摸摸脸，像是突然注意到面颊是湿的。他陷入沉默，妻子领着他回去坐下。特伦斯连忙带着我走进通向办公室的玻璃门。

    “吸血鬼，”他说，领着我穿过走廊，“詹姆斯·甘多菲尼也这么说过，我在访谈里读到过。”

    “谁？”

    “托尼·索普拉诺。扮演他的演员？”

    “哦，对。”

    “他说作家是吸血鬼，吸取读者的生命。他说的是那部剧的作者。”

    “真的？”我说，“有意思。”

    “到了。”特伦斯说，敲敲门，然后推开。

    “哈利，很好，”汤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