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坐在像是剧场的房间里，座位消过毒，望着涂成绿色的煤渣砖墙壁上的一扇窗户。玻璃的另一头挂着厚厚的化纤窗帘，我总觉得像是从连锁汽车旅馆里借来的。窗帘的另一头，他们正在准备达利安·克雷的死刑。

    注射处刑分四个步骤。脱掉他的衣服，传感器贴上胸膛，两根针头插进静脉，其中一根备用，导管的另一端连接几个长筒。先注射生理盐水，保持血管畅通。然后，典狱长给出信号，窗帘拉开。接下来，注射硫喷妥钠，这种麻醉药让他失去知觉。随后注射泮库溴铵，全身肌肉瘫痪，停止呼吸动作。最后注射氟化钾，停止心脏跳动。死因是麻醉药过量、呼吸和心脏骤停，但受刑者当时已经没有意识了——我们这么认为。

    哈瑞尔夫妇和希克斯先生坐在前排。这次他们都来和我握手，对通纳的事情表示震惊。他们询问达妮的情况，他们曾经轻蔑地认为达妮是个有毒瘾的小淫妇。我说她运气不错。通纳死后，我抱着她上楼进厨房，看见她的颈部鲜血喷涌。我喊人帮忙，尽量用力按住伤口，感觉她的生命令人绝望地从我的指间流走。还好几码内就有十来个警察和法医。他们很快稳定住她的伤情，开着几辆车送她去医院。

    她最后会恢复的。通纳的子弹穿过她的喉咙，只差几毫米错过颈静脉，轻轻擦过颈动脉，离开身体时对脊骨造成了细微的损伤。手术耗时很久，康复过程会很痛苦。一时冲动之下，我站在病床边请她和我住到一起。为什么不呢？我心想。也许这正是我需要的，一个堕落天使，不管去哪儿都带着武器。但她拒绝了。她父亲和继母飞来纽约，全家在病床边终于和解，她已经同意搬去和他们住，在亚利桑那的一家特别诊所完成康复，然后回去念书。不过她不再想当心理医生了。她已经受够了疯子。

    汤斯也在处刑现场，他和受害者家属坐在一起，与其他的观众——也就是记者和当地执法机构的头头脑脑——握手。他已经交了辞职书，正在基于他的冒险故事开发剧集。我们开了几句玩笑，什么我可以来为他工作之类的，然后一个记者拉走了他，他在旁边摆姿势拍照。我们最后终于喜欢上了彼此，但案件已经结束，我和他也没什么可聊的了。除非我再有熟人被杀，否则我恐怕再也不会见到他了。

    今天天气不错。就算不是，比方说是个暴风雨的夜晚，我也会忍不住撒谎，只为了避免陈词滥调。不过天气真的不错，是一个明媚的夏日，一切都充满生机。空气醇厚而温润，举手投足间我感觉空气贴着我的皮肤，像是要先和我温存片刻才肯松开。向北的火车上，轨道两旁的树木摇曳不止，车站的鲜花绽放得头重脚轻，像是动画片人物醉得吐出了舌头。就连去监狱的路上，除了柏油马路、水泥地面和栏杆，我还看见了一簇艳丽的向日葵，骄傲地挺直腰杆绽放光彩。就像迎接我们的仪仗队，时刻准备对空开火。说起来，这些正是克雷将要永远失去的东西。他失去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对他的惩罚。但他似乎并没有不情愿吻别这个世界。最后一餐他要了三分熟的牛排，还有龙虾和巧克力蛋糕——他和警卫分着吃了蛋糕。他读了一阵杂志，睡了一觉，显然没什么障碍。不知道那是什么杂志。在我的想象中是一份陈年《淫欲》。

    我们来到监狱门口，遇见一小群抗议者，大概有二三十个，有几个人举着标语。他们五花八门，有上了年纪的嬉皮士，有一名修女，两位佛僧（脑袋剃得锃亮），几个年轻人（认真，长须长发）。队伍里有个姑娘，沉默地站在那儿，没有举标语——特蕾莎·特雷奥。自从那天在公交车站分开，我没再见过她，也没和她通过电话。我对她挥挥手，她似乎没有看见我，大门隆隆关闭。

    不过我终于有了克莱尔的消息。几天前的一个晚上，基本上放弃了希望的我收到一封电子邮件：

    一向可好？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