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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绅士风度闻名世界的英国人其实小气得很，说是大餐，其实只有六道菜:奶油芦笋汤、中式豉椒牛扒、栗茸酥金枪鱼卷、珍菌香瓜盅、鹅肝排、烤大虾苏夫力，外加点心、水果，只有那瓶酒还算拿得出手，照国内的排场差多了。同样是饭局，差距咋恁大呢？回到饭店，我开玩笑道。司小吟说，看来这就是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莎士比亚研究中心设在英国的伯明翰，我是以访问学者的名义受邀前来的，而司小吟的身份则是我的助理。与何冬圃商议，他力主我带司小吟来，因为她的英语可以弥补我在交流方面的不足。英国方面给我们的礼遇出乎我的意料。我们被安排在伯明翰大学文学院下榻，一进校园，便看到四处张贴的关于我的大幅宣传画，占据中心的是我的头像，下面是我的几部戏剧作品的英文介绍。这令我非常意外，即使在国内，也没有哪家研究机构对我的资料收罗得这么齐全。英国人不愧是头牌的资本主义大佬，印刷技术真是没得说，其貌不扬的我被他们五彩缤纷地一装饰，居然也人模狗样地有了一副学者作派。司小吟看了一个劲地掩嘴笑，不住地问我:哥，这是您老人家吗？在希思罗机场一下飞机，梅恃雪见到司小吟，怔了一下，但很快便得体地笑了，给英国人做了介绍。他是专程从巴黎飞过来的。这小子现在兜里揣着满当当的硬通货，说话的底气都比过去足了。礼遇之高体现在学术活动的规格之高。从伦敦抵达伯明翰的当天下午，莎士比亚的嫡孙菲利普先生便登门看望，他现在是莎士比亚研究中心的董事会总监事。晚上，研究中心的另外几位头面人物出面请我们吃了一顿正宗的英国大餐。说是接风宴，其实后来也变成了一个小型的研讨会。东道主向我赠送了英文版的《日落煤山》，精美绝伦的印刷和富丽堂皇的装帧令我和司小吟爱不释手。这几个戏剧研究的专家对我这出戏颇多溢美，而那位以研究莎士比亚悲剧而知名世界的白头发老者则专注于《日落煤山》究竟属于正剧还是悲剧，由此引发了对中国悲剧艺术的讨论。恕我直言，秋博士，这位拜登先生带着一种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天生优越感说，贵国的戏剧舞台上虽说不乏阳春白雪之作，但在我看来，每部作品追求的都是一个欢欢喜喜的大团圆结局，人们似乎很少能欣赏到具有震撼力的真正的悲剧艺术。

    说来奇怪，本来我这个人是不善于与人争辩的，但当司小吟把他这段话翻译给我之后，我却油然生出一种交锋的激情，于是也把彬彬有礼四个字忘到脑后了，总不能一交手就甘拜下风吧？何况人家还尊我为博士呢。阁下何以见得？我把玩着手里的高脚杯，杯中的马爹利酒在灯光下像琥珀一样泛着金黄色。拜登侃侃而谈:三十年前，我曾经在剑桥的东方研究所专门进修过中国古代思想史这门课，也听过杨荣国教授做的讲座，他的观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按照他的理论，贵国的民族精神崇尚的是儒家学说，孔夫子所创立的儒学中最核心的一点便是天下大同，而实现天下大同的途径便是忍为高，和为贵，因此，几千年来，东方人都是在忍与和中度过的，这是一种忍辱负重的伟大韧性，它使得东方民族更喜欢完美圆满。而悲剧则是反其道而行之，破坏甚至阉割了这种完美圆满，所以才难为历代所接受，这也是贵国难以产生伟大的悲剧作品的根本原因。他举起杯致意，说了声sorry，表情上却很得意。司小吟翻译完，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梅恃雪也不安地往我这边瞥，他大概知道我是个激不得的人，担心拜登这番多少带有点挑衅味道的话会引发我的出言不逊来。我礼貌地举举杯，然后微笑着说:这位先生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令我感佩，您的观点足可以成为一家之言。其实不仅是贵国，即使在中国，持这种观点的人也不少。但是恕我直言，阁下的论点忽略了历史论据的支持。我有意停顿一下，桌上的人都屏住气息听我说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