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声来？却又考虑与王跃文也有些交情，请他写表扬稿，让他无辜上刑，于心不忍。见我不肯去找王跃文，出版人暴跳如雷，只差没跟我动手了。好在他们也出过王跃文的书，只好直接去找他。王跃文拉不下面子，咬牙切齿给《局长红人》作了序，后又将此序收入他的随笔集《有人骗你》，也不知能骗谁。王序使《局长红人》热销一时，我却觉得让王跃文平白受刑，很对不起他老人家的。以后每次碰到王跃文，总是耳热心跳，内疚不已，好像暗里给他捅了一刀，刀口至今没长拢来，还在淌血流脓。后来他调往省作协，害得我连理事会都怕去参加，不敢面对被害人王跃文。

    如此畏惧表扬稿，主要是我的死脑筋转不过弯来，总以为文章白纸黑字，好与不好，读者一看便知，干嘛非得有人金口玉牙给你表扬？唐宋八大家，加上我肖某人共九大家，其大著大作就不是谁表扬出来的，是读者读出来的。陶渊明似乎从没有请人表扬的兴趣。他一直不太习惯迎来送往那一套，接待水平老提不高，官才做到小小七品县团级便挂冠而去，长年躲在江州乡下，扶梨采菊，喂鸡放鸭。偶尔写几首打油诗，只是觉得好玩，又可消磨时光，并不想流芳百世，也没有振兴中国文学事业的雄心壮志，自然毫无请人写表扬稿的必要。何况也没亲戚在作协当主席，或在著名大学做文学教授，谁也不会把你的打油诗当回事，更别说弄个什么鲁迅文学奖或茅盾文学奖的，拿诺贝尔文学奖更是痴心妄想，老鼠想吃天鹅肉。当时有个叫钟嵘的，估计是作协主席或文学研究所所长之类的人物，构思了好久，准备弄部《诗品》，给诗人们搞个排行榜。放话出去，家里门槛都被人踩烂，惟独不见老陶上门送书递红包，甚至电话都不肯打一个。你陶渊明不就写了几首打油诗么，有什么了不起的？真是岂有此理。钟所长嘴巴一撇，仅将陶诗列为中品，视为不入流之作。老陶无所谓得很，反正诗品跟什么一级作家二级诗人三级枪手一样，又不跟工资挂钩，懒得理睬他姓钟的。谁知东晋以降，特别是到了唐宋，东晋文坛和钟嵘之类评论家大力表扬，煞有介事推为上品的东西，读者们全不买帐，却捧起被他们认为不入流的陶诗，读得津津有味。想当年老陶若天天带着红包礼品，去评论家和作协主席家里讨表扬稿，没写几首像样的诗作，千年后的我们又知道他老陶同志到底是哪根葱？

    正因我这么害怕表扬稿，才特别佩服某些文坛或别的什么坛的领袖人物，谁发表了大作，出了大著，只要请他表扬，总是架式一摆，提笔就写。偶尔读到过这类表扬稿，发现文中所言，与原作原著根本搭不上界，才意识到领袖们压根就没看过人家的大作大著。没看原大作原大著，竟然也洋洋洒洒，高屋见瓴，写出那么有水平的表扬稿，足见领袖们功力之深之狠。领袖人物到底不是吾等笨人，绝对不会自找苦吃，自寻刑受。不吃苦，不受刑，人家受到了表扬，自己拿到了丰厚润笔费，各取所需，两全其美，我除了佩服还是佩服，别的就不好多说了。

    再说会刑。

    不知谁这么智慧超群，发明了会议这么个好东西，实在让人敬佩。从小我就喜欢开会，尤其是声势浩大的斗争大会。记得每次斗争会上，高音喇叭里总会播放那首声情并茂的《不忘阶级苦》。那是那个时代最最著名的流行歌曲，比起现在的《情人》《双截棍》、《老鼠爱大米》、《你是我的玫瑰花》来，会唱的人不知多了几万倍。旋律也优美得不得了，至今音犹在耳：天上布满星，月牙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歌声中地主戴着高帽，帽上写着打了红叉的地主本人芳名，被隆重推到台前，跪在砖头上接受批斗。批斗到关键处，口号声浪翻波涌，此起彼伏，什么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一拨高过一拨。小将们和人民群众喊一声口号，地主